我一直觉得种族的差异,既包括长处也包括短处,更包括无从谈起长短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一种东西。小到身体和头脑,大到宗教和制度。为什么中国人只有在受 到不可忍受的压迫之后才会出现先进的思想?为什么印度人能够在制度的顶层退却去沉思佛教?为什么10亿穆斯林能够在受到排挤的当今世界依然毕恭毕敬的按照 古兰经作息?为什么英国人和其他殖民者相比更能够在他们的殖民地带来繁荣?为什么中国曾经有百家争鸣而最终只有儒教能结束无穷尽的纷争战乱而带来了阶段性 的长期统一?

苏美尔人最先发明并应用了法律,法老制度在埃及盛行了3000年,等级森严的印度文明的繁荣和消逝,家国同构的儒家思想在东 亚出线并影响2000年,民主和限制贫富差异体制在雅典还是个城邦国的时候就能成熟,而在罗马帝国便只有虚伪的参议院制度,无穷无尽的增长并导致历史上第 一批无产阶级出现的贫富差距。

如果把这些历史拿到当今的世界来看,便很容易在这些民族身上发现这些思想的遗迹。所以一个制度本身也许并不 仅仅是一个客观规律,也许它不得不和民族性相结合。单纯的民主制度是战后最受民众欢迎的制度,可这个由希腊人发明的制度放到拉丁人和东亚人手里却似乎玩不 转,往往更像一出闹剧。民主制度在美国运转的很好,但美国200年的历史和比其更短暂的民主过程在文明的长河之中是否能证明其会长久不衰?

我 并不是说某些制度只能单纯的套在某些民族身上。历史经历了这几千年,许多不同民族在社会文明上的发明创造已经被全人类改造接纳,比如法律,比如一定程度/ 一定体制下的民主,比如思想的普遍解放和科学在众学科中地位的提高。历史是一个纵向滚动的巨轮,而诸多种族如果不想在历史中处于弱势,便需要用自己的方式 搭上这一班车。

虽然前文所说如此之多的体制在其相对应文明开始发展以至盛世的时候给这些文明带来了无穷的动力。而反过来想想,其实单纯的 民主给雅典带来了灭亡,等级给印度文明带来了一蹶不振的萧条,儒家思想不得不引起的体制问题给中国带来了耻辱的大衰退的100年,参议院制度和不加控制的 贫富差距也毁灭了罗马帝国。也许既然民族性难以改变,也许把最适用于该民族的思想用适当的体制控制在一种中庸的程度或许未必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