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王昕朋小说新作《风水宝地》,我想到贾平凹去年获人民文学奖的作品《一块土地》。
        《一块土地》的获奖理由是:“在一个农民家族的命运变迁中,个体与历史、现实之间的精神纠葛得到了满怀敬意的表现。”《一块土地》中有这样的句子:“社会的每一次变化就是土地的每一次改革”。该作写一块土地上的几代人,他们面对几次土地改革,从土地私有到土改分田地,然后到合作社,再搞联产承包责任制,直至现在土地政策放开,可以流转。作品通过土地改革与人物的相遇,表现农民对土地的丰厚情感。
        王昕朋《风水宝地》和贾平凹《一块土地》的底蕴,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风水宝地》也是写人物和土地改革的相遇,也是写了几代人和土地的关系,从而传达人物对土地的情感。评论家申霞艳曾在文章中说:“泥土里头不仅有我们祖先的血汗,也有整个民族的记忆。”传统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中国人对于土地的特殊情感,源远流长,由此形成的传统,浸润人心,不可谓不深。农村城市化才起步,中国人骨血里头延绵几千年的土地记忆,不会在短期内消隐。尤其老农,对土地的情感更深。这两篇作品都因携带着民族的记忆而令我称道,他们所写的是中华民族的记忆,是中国经验和中国情感的表达。
        哈贝马斯认为,封建社会人的特征是依附性,财产上的依附关系首当其冲。《风水宝地》写两个家族对一块土地的争夺,内核是建立在封建性上,张家和韩家这两个家族,他们的经济支撑是土地,作为家族的财产,延绵几代人的兴衰和纠葛由土地而生。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中国的基因依旧存在,两个家族间舛误式的土地之争可以视为现代与传统之战。这场“战争”的矛盾是人物都携带着传统的——人对土地的依附。而现代化向前推进从来没有停止,于是小说的外在冲突表现为两个家族几代人的矛盾,更深沉的底蕴则是人物在现代进程中如何摆脱传统对自身观念的影响。《风水宝地》是这样,《一块土地》也是这样,这两篇作品都通过具体的人,来呈现传统与现代同在时,我们心理的潜在焦虑和困惑。
        在更早的2009年,2月《北京文学》发表王梓夫中篇小说《向土地下跪》,7月薛舒在《人民文学》发表中篇小说《唐装》,这两部关于土地的小说也都曾引起广泛关注。学者肖涛说:“《唐装》看似寻找死去爷爷的墓地,其实也是一次灵魂的还乡。还乡扫墓之举,却陷入了困境,因为土地的变迁,让死人都不可安宁。一所地下亡魂的处所,从此沦为了乌有之乡。原因何在?只能来自这块土地围绕着‘城/乡’改造而来的‘现代性’规划之近景与远景经济巨手的共同操作,并裹挟着田野与死魂、人与村庄,彻底消亡迷踪于钢筋水泥的丛林中。”2009年的《唐装》《向土地下跪》、2010年的《一块土地》、2011年的《风水宝地》,作品中均寄托了乡土中国之土地情感,以不同方式表现传统与现代之角力。土地问题,近年一度因“土地财政”成为社会热门话题,这只是这类题材受关注的外部因素,内在原因是优秀的作家总能通过土地这种携带民族记忆的载体,拨动我们心的琴弦。
        所谓能引起“共鸣”,是说发声器件的频率与外来声音的频率相同,共振而发声。借他人之酒,浇心中块垒,时常是读一部好作品时的感受。对民族共同记忆的书写,找到可公度性强的事件并不难,难在开掘个体人物特殊情感中深层的普遍情怀。《风水宝地》所写的社会变革我们不难从历史书籍中获知,但张韩二族中的众多人物,所代表的整体与个体,传统与现代,个性与共性,对立统一于一处,从不同人物身上各个层面我们不经意间,或多或少能看见自己潜在的观念或情感。是为《风水宝地》之所以成功的原因。

        见《新华书目报》4月4日\《作品与争鸣》2011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