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的中篇小说《生死扣》中的男女主人翁扣子和常小娥,是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和田晓霞的对应人物。小说通过常小娥未婚夫的话语叩问读者:“田晓霞是谁?是常小娥,对吧?”。在《生死扣》之前,笔者注意到刘继明写的《放声歌唱》、《我们夫妇之间》、《王贵与李香香》等小说,觉得这些作品并非旧瓶装新酒的戏作,他作品中的人物和原作中的或内容或人物或情境,发生巨大偏移,显得别有深意和张力,令人不敢低估了它们贴近现实的参照意义、比对历史文本的反思价值。

《生死扣》中省城郊区的农村青年扣子和一个家住隔壁但其父亲在城里上班的女孩常小娥青梅竹马,彼此爱慕。做学生的时候扣子成绩一直位居榜首,直到家中变故,高中辍学回家,从此与常小娥走向人生异途。常小娥的父亲后来调进了省城,常小娥也成了城里的大学生,她很快和一个上士谈了恋爱;扣子过早承担起家庭重负,成了郊区菜农,但自强不息读省城电大的法律专业,他在省城目睹常小娥和上士成双成对,跟踪而至,迎接他的是上士鄙夷的目光。郊区面临拆迁,学法律的扣子遇见了“强拆”的转业上士,菜农面临失去土地,但扣子无法阻止,此时转业上士与常小娥婚礼在即,转业上士到扣子家进行“强拆”,看见常小娥送扣子的《平凡的世界》,扉页上写着:“亲爱的扣子:希望你能够像孙少平那样,从逆境中奋起,做一个真正的男人!你的田晓霞。”“田晓霞是谁?是常小娥,对吧?”转业上士这么一问,一本《平凡的世界》便使二人更是较上劲,纠纷中扣子用挖菜的小铁铲杀死了转业上士。

现实世界中这种并不孤立存在的事件,能够在社会新闻中找得到案例原型,事件本质的矛盾不是个人恩怨,而是当下社会一组日益显形的矛盾,如果孙少平来到扣子的年代,替代扣子生活,他也可能“做个真正的男人”,是个杀人犯。刘继明是一个思想型作家,写过不少深刻如《我们怎样叙述底层》的文论,但小说便是小说,他小说人物扣子的行为是通过情感的方式来推动,最终至极限,而不是依靠对本质的把握,将人物行为的发源抽象化。作为思想型作家,他对所写的这篇小说应该早有思想准备。从他2009年,给“湖北省作协农民作家培训班”的演讲《农村题材与农村问题》中,不难窥见小说《生死扣》的些许孕相。当年他说:“中国农村现在面临一个新的拐点,即土地流转制度推行以后,将使中国农村的发展变得更加复杂。这种变化是否能为广大农民带来福利或者灾难,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如果农民没有了土地,没有了出路,一个个争相逃离,那么农村肯定会出大问题,这个社会也肯定会出大问题。”这篇小说可能在他内心孕育已久,标题如果依照他以往的风格,完全可以就叫《平凡的世界》,尽管这不仅仅只是一个由一本《平凡的世界》引发的血案。

路遥《平凡的世界》出版于25年前,作品给人以穿越平庸的深度激励,肯定了孙少平等人走向平凡中伟大的选择。当年的读者(甚至还有部分作家),觉得爱情一生中只有一次,不少读者为孙少平和田晓霞未能最终在一起,且田晓霞与自己丈夫的生活又并不幸福,而感到特别遗憾。《生死扣》中扣子和常小娥爱情的结局也没有逃脱孙少平和田晓霞的结局,读者惋惜但不至觉得特别遗憾。刘继明维持路遥小说的“爱情原判”,这是在坚持传达残酷的现实之一种,有爱的两个人也是可能会分开的,现在人们能体察得到,爱情一生可能不止有一次,常小娥可以爱上士。虽然这对扣子来说显得残酷,但刘继明正是这样写的,这点于当下社会而言,显然比路遥的写法更合乎实际。社会现状决定受众的主体意识发生了时代性的变化,刘继明小说突出的是“血案”的社会矛盾,作品便没有将“血案”指向单纯的个人情仇。由叙事效果可以看出,这种对现实与历史语境的把握,一直在刘继明的掌控之中。

男女情爱主导的设置上,《平凡的世界》中,女性田晓霞更多的站在追求者的位置,男性孙少平的被动和规避是他们没能在一起的显性因素;《生死扣》中,男性扣子更多的处在追求者的位置,而女性常小娥最终是他们爱情的逸出者。两部作品对于爱情行为的把握,也是一组历史与现实的对比。《平凡的世界》作为一种历史文本,孙少平正面形象塑造依循的是中国传统的女追男模式,因为传统中男人追逐女人常是不务正业、心无大志的表现,如西门庆之辈,再有高衙内追求林冲的妻子,被写成花痴,心智不正常的人。孙少平的塑造,类似塑造不喜女色的英雄宋江。《生死扣》中的扣子是当下社会中自强不息的人物,面对爱情能接受失败但并非草木,是正常的人格和情感,是故,扣子这一小说要角塑造得有血有肉也有可贵之精神以及人性的弱点,人物的动人之处正呈现了刘继明对塑造人物的思考。《平凡的世界》中我们更多地是读出感动和激励,《生死扣》则突出了作家向现实与历史投注的思考。

                               见《文学报》2011年6月23日http://wenxue.news365.com.cn/wxb/html/2011-06/23/content_9595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