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晚清到民国,浙江一直属于“自立”意识比较强的省份。其中1919年卢永祥时期开始的“省宪自治运动”,声势最大,在全国亦处领头地位。我前面翻1921年专论自治运动的杭州《省宪周报》,看到一作者名为“方豪”,在该报前几期屡有文字出现。本来想当然以为就是著名天主教史家方豪神父(1910-1980,字杰人),但转念不对,此方豪当年才11岁,基本不可能在报上撰文讨论“省选制宪”之类话题。即便不考虑年龄,文风口气也不像。所以,《省宪周报》上的方豪应该是那位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方豪(1894-1955,字俶新)。这位也是浙江人,出生于金华,毕业于杭州安定中学(现在杭七中的前身),五四运动中出任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到处发表演说,是五四学生“四大金刚”之一(另三位是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堪称一时风云人物。他1921年在北大毕业,思虑再三后于8月接受同学杨亮功邀请,出任安徽省立第一中学教务主任,翌年成为校长,是安徽第一位外省人校长。三年后回到浙江,从此一直在教育界任职。1921年《省宪周报》最初几期出版时,他还没前往安徽。撰文时或还在北大,或已在杭州暂住,因为从文字中看,他对当时省宪运动之景况了解颇深。

同名自有尴尬,何况同名的既是浙江同乡,又是名人。方豪神父在晚年编《六十自定稿》时,在“前记”中就特别声明两人不同,但有趣的是,他既不知道方俶新的确切生年,又称“从没见过另一个方豪所写的任何文字”。他自己30年代在天主教金华教区任职时,与时任金华中学校长的方豪(俶新)见过几次,为免误会,他在当地报刊发表文字时皆署名“方杰人”。40年代他在北平第一次见到胡适,胡适就打趣说“我还奇怪我的学生(即当年在北大)方豪怎么突然搞起历史来,还研究中西交通史,后来才知道,当校长当国大代表的是我的学生方豪,研究历史又做神父的是我的朋友方豪神父”。胡适向来圆滑,见人多称“我的朋友”,他虽然对天主教好感不多,但对方豪学问似乎颇赏识,后来为“方豪文录”题写书名,赴台后还推荐方豪执教台大。

方豪出生于杭州西湖葛岭山下。他家庭原来是基督新教圣公会背景,但在1921年全家改皈依天主教。方豪在民国学人中素称另类,他既不曾留洋,甚至没经过正规学术训练,全凭自身刻苦和机运(比如陈垣的提携)闯出天地,成为二十世纪最有成就的中国天主教史学家。他是民国第一个获得国立大学(浙大)教授职位的天主教司铎,更在晚年获选中研院院士,获教宗颁赐蒙席,可谓荣誉尽获。他秉承陈垣老一系学风,但又因教会背景而具备外语优势,故当下研讨许多问题,仍绕不开其工作。

在民国复杂的学院生态中,方豪以一年轻修士最终出头,自也经历曲折。李敖曾写《方神父的惊人秘密》,内中直以方豪为“政治和尚”,一味附势国府当局,其批评很像海外一直对陈垣倒向中共的非议。现代中国政治风潮连绵不绝,本来学院人物要置身事外就已很难,像陈垣方豪一样一无家学渊源,二无留洋光环,三无党派背景的草根出身学者,为求做学问的空间而保有一套自我保护的生存策略,并不是不可理解。至于李敖说方豪到了台大,被傅斯年姚从吾等“北大系”的看不起,也是史学界派系心态的反映。就学论学,“北大系”后来能有方豪这样成绩的,倒是凤毛麟角。

回忆研究方豪的文字已多,但自己这些年看下来,对其在复旦任教的记述则很少。方豪先生1943年进入复旦史地系做教授,44年夏天出任史地系主任。但到45年系主任便改由周谷城担任,可能是因为方豪当时不但要讲课(每周授课九小时),还担任《益世报》副刊、《真理杂志》和复刊后的《复旦学报》的主编,并组织复旦的天主教同学会,加上自己研究,工作实在繁多。其时复旦史地系的教员除了方、周之外,还有邓广铭、夏开儒、潘硌基等,顾颉刚亦在复旦兼课。据当时的学生胡绳武先生回忆,方豪开的课是《中西交通史》,但系选修课,他没有选。抗战结束复旦回到上海复校,而方豪则先到南京《中央日报》任主笔,后赴北平主持上智编译馆。

1948年夏天,方豪离开编译馆返回上海江湾,继续执教复旦。此时正当国共决战序幕拉开,所有中国人的命运即将一见分晓。到49年2月,局势已明,方豪即刻东渡台岛。在这半年多里,身处复旦的方豪感受到了什么,今日的我们或许不难体察。49年11月,身在“红色新都”北京的陈垣给浙大的长子陈乐素写信,最末还提到“方司铎在复旦不甚得意,现在何处知否?”但此时师徒二人业已海峡两隔,毋说相见,通信亦全无可能。

作为公教神父,无论扎根何处都可视作上主的安排,所以即便漂泊于岛上自此不再踏足故乡,抱定信仰或可不致太过纠苦。方豪神父自此从宋史浙江史转而进入台湾史研究,倒也开出新领域。历史学家似乎拥有一种“疏离现实”的天生本领,说是麻醉剂也好,毕竟一旦沉入书海魂游过往,个人际遇也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