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 人们对《祝福》的经典解释都是依照毛泽东关于封建社会中国妇女地位的论断而生发的, 即认为该文本着力表现的是封建神权、君权、族权、夫权四大枷锁对妇女的压迫。迄今为止的中学教科书一直都采用此说。而对鲁迅文本的这种解读存在着形式化的危险,当我们面对学生大声地控诉着他们甚至不知为何物的“封建礼教”、“万恶的封建社会”时,显得多么滑稽可笑。让我们重新置身于文本,体悟鲁迅笔下的这出人生悲剧的真正蕴涵。
    四种不同的人生态度
    “我”所代表的受过启蒙的知识分子,学会了把“人,死后有没有魂灵?”之类的终极问题搁置起来的本领,即使偶尔也会为这些问题困扰,却会去“福兴楼的清炖鱼翅”的物质享受中去寻求超脱。即使在得知祥林嫂的死讯时,心里有几分不安,却可以用代表着理性的思考和“转念一想”瞬时便让自己心安理得,“我”所学的知识,所受的启蒙,在祥林嫂的追问下,显得如此的薄弱。作为“识字的出门人”, 作为可能被骂为“新党”的“我”——就是一个先觉的启蒙主义知识分子——不仅不能挽救一个濒死的妇女, 甚至连让她死的安心也无法做到。然而,又有谁可以回答祥林嫂临终前的这几个问题呢?
    鲁四爷这个鲁镇文化的核心人物,这个顽固反对一切新党的儒教代表人物,他将理学代表作《近思录集注》《四书衬》摆在房里,墙上挂着朱熹的语录,在这儒教气氛极其浓厚的条幅中间却悬挂着道教的陈抟老祖的朱拓的大寿字,便隐露出鲁四老爷企望长生的道教生活情趣。对他来说,似乎不存在“到底有没有地狱?”之类问题的困惑,他需要做的只是恪守着自己在儒教和道教所熏染出来的生活准则。有意思的是,他虽然“忌讳即多。”却懂得“鉴于向来雇佣女工之难,也就并不大反对”用祥林嫂。只是“祭祀的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从他的身上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所谓的中庸之道。
而祥林嫂则不一样,她不停地追问“我”无法解答的终极问题,是因为她遭遇的不幸太过沉重,物质上的贫乏对祥林嫂来说并不是问题,成问题的是丧子之痛给她的打击跟对自己身负罪孽的日益认同。而且在现世世界里,祥林嫂无法找到自己的救赎之路,即使去土地庙里捐了门槛,仍然无法得到赦免。(这在文中体现为她不被允许参加祭祀)没有了儿子,也没了他人对她的认同(她不停地对他人说起儿子的惨剧,以及比男人更卖命地劳作,都是希望获得他人的认同)生活对祥林嫂来说没有了意义,她失根了。更为不幸的是,死对祥林嫂来说, 仍然不是一种解脱, 她不过是从一个可怕的世界进入了另一个同样可怕的世界。这大概是为什么她竟然还会在这个冰冷的世界耽搁这么久的原因。鲁迅是决不亚于托斯妥耶夫斯基的“残酷者”,他不惜击碎自己笔下一个可怜到卑微的小人物的最后一点温情幻想, 把她抛入永恒的绝望中。关于祥林嫂的死,最直接的负责人只能是她自己。她是被一种痛苦折磨死的,这痛苦不是来自肉体的虐待,而是来自于她的内心,来自她对自己“有罪”的确信和“罪不可赦”的绝望。
    而对柳妈之类的人来说,宗教信仰是她们的疗伤灵药。“宗教是人们的精神鸦片”。所以她会奉劝祥林嫂去土地庙里捐一条门槛。然而,如果她像祥林嫂一样被命运勒住了喉咙,面对一浪一浪袭来的现实不幸时,宗教的抚慰作用或许便不再足够。
    面对不幸
    人类的苦难, 是宗教也是任何人文思想家都必须正视和回答的问题。人天生就是一个有限的匮乏的中间物, 在命运面前, 人无法不接受生老病死, 这是一切存在者都不可避免的苦难。浓重的苦难意识、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刻洞察与理解, 使鲁迅先生赋予了祥林嫂的人生以太多的苦难, 丧夫失子的巨大不幸足以摧毁祥林嫂的肉体和灵魂, 而这样的悲剧是在任何社会都不鲜见的。
    自身以外的任何痛苦和灾难, 都能成为一种赏心悦目的对象和体验, 一方面是把他人的痛苦、不幸审美化, 另一方面又通过“鉴赏” 别人的痛苦, 来使自身的痛苦得到排解、转移, 以至最后遗忘,甚而至于从这种“鉴赏” 中达到自我的“满足” , 而在别人的痛苦、悲哀“咀嚼赏鉴” 殆尽成为“渣滓” 以后, 就立即“烦厌和唾弃” , 施以“又冷又尖” 的“笑” 。这种情感与行为方式表面上麻木、混沌, 实际是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忍。这些“看客” 就是鲁迅眼中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 的组成部分, 祥林嫂正是这“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 的祭坛上的牺牲品。
    鲁迅的深刻就在于此, 他站在哲学的高度塑造了祥林嫂的悲剧人生, 人生的苦难与人性的冷漠、残忍应该就是小说中提到的“无常” 的一个方面吧。鲁迅先生平静地、不以为怪地诉说这个悲剧故事, 是因为他述说的“这一个” 与一般人的生存环境及命运绝无二致, 对此的孰视无睹、麻木不觉, 正是“人们” 一种普遍的悲哀——人与人之间隔着一道道高墙。对于祥林嫂,我们又何尝不是看客中的一群呢?
    谁要对祥林嫂的死负责?
    鲁四老爷虽然讨厌祥林嫂是个寡妇, 骂过她“谬种”, 并“暗暗告诫”过四婶, 祭祀时候不让他沾手, 可也同样收留过无家可归的她, 鲁四老爷究竟能对祥林嫂的死负多大责任?是否他而且只有他就得站在被告席上——如长期以来评论界所习以为常的那样?再如柳妈, 虽然由于她引进了地狱一说, 徒增了祥林嫂的烦恼, 但与此同时她也好心地给祥林嫂指出了捐门槛这样一条生路, 尤为让人感动的是, 正是柳妈的一句“你后来一定是肯了”的玩笑换来了祥林嫂唯一的一回笑容。柳妈作为与祥林嫂平等交往的伙伴, 她带给祥林嫂的伤害决不会比慰藉更多。同样地, 四婶既好心地收留过祥林嫂, 也曾以一句“你放着吧, 祥林嫂”直接击碎了祥林嫂回归社会的希望; 卫老婆子既曾多次为祥林嫂介绍工作, 也曾协助其家人抓过她; 还有那一个个鲁镇的闲人们, 都既曾为祥林嫂流下过同情的眼泪, 也曾对她报以冷漠厌倦的嘲弄。
     他们身上既有普通民众的美德, 又有一切不觉悟者的陋习, 他们都属于普通而又地道的老中国的儿女。鲁迅是无意于把他们具体的某个人列为凶手的,那个直接站在祥林嫂的对立面, 置她于死地的凶手是模糊、未知、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杀死祥林嫂的凶手并不是鲁四老爷、四婶或柳妈某个具体的人, 而是鲁迅说过的“不知名的杀人团”。
     还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他们所带给祥林嫂的伤害是因为“万恶的封建社会”扭曲了他们的人性?还是因为人与生俱来的劣根性?再这一点了,恐怕连鲁迅自己都犯了迷糊,只是在他还没想明白之前,便被送上了“反帝反封建”的战车。
    《祝福》的现实意义
    联系鲁迅当初创作《祝福》的目的,我想可能并不像现在经过学者“过度阐释”而衍伸出来的多重政治、文化意义。或许他只是想通过这样的一篇描述普通人不幸遭遇的小说,把人们的眼光往下导引,去关注、思考人生的不幸。文学的作用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 让我们假想,如果你我是生活在鲁迅所描写的那个村子里头的人,那么我们看见的,理解的,会是什么呢?祥林嫂,不过就是一个让我们视而不见或者绕道而行的疯子。而在《药》里,我们本身可能就是那一大早去买馒头,等看人砍头的父亲或母亲,就等着要把那个馒头泡在血里,来养自己的孩子。再不然,我们就是那小村子里头最大的知识份子,一个口齿不清的秀才,大不了对农民的迷信表达一点不满。
    但是透过作家的眼光,我们和村子里的人生就有了艺术的距离。在《药》里头,你不仅只看见愚昧,你同时也看见愚昧后面人的生存状态,看见人的生存状态中不可动摇的无可奈何与悲伤。在《祝福》里头,你不仅只看见贫穷粗鄙,你同时看见贫穷下面“人”作为一种原型最值得尊敬的痛苦。文学,使你“看见”。
    我们不否认《祝福》在浅层意蕴上对封建礼教和传统文化的批判, 但它绝不是一出单纯的愤激的社会批判剧,它更是一曲带有绝望情绪和悲悯韵致的关于人生存境遇的哀歌。如何抵挡不幸给自己身心带来的侵袭来,这是给我们留下的需要不断思考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