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一个好苹果,放在西方历史中就是基因优秀的结果,放在中国历史中就是凑巧的表面现象。这就是当今民逗公共知识分子们在看待中国一切事物时的根本逻辑。由此逻辑出发,他们人人怀揣着西方梦,以无比虔诚的心描绘着中国人的卑微与丑恶,受宠若惊地接受着西大人的温情与颔首。同时,却还摆出超越国家、客观中立的姿态,一副幼稚却不可一世的样子。

        昨晚,和老公去当今令某些中国知识分子心驰神往的圣地“费正清研究中心”见识了一下一个叫艾晓明的人2006年拍摄的纪录片《中原纪事》。河南省于90年代中后期由于卖血造成的大量艾滋病感染,这个问题想必大家都知道。纪录片以高耀洁为主打,采访了多位患者,涉及医疗、上访等问题。对这些,是个中国人都知道有问题,中国90年代经济刚起步时的乱象我可以想见,当地地方政府粗糙野蛮、破绽百出的治理方式我也可以想见。

        面对镜头中患者对Aids的绝望痛苦,老人对逝去子女的老泪纵横,看片的人不乏唉声叹气。尽管我用理智想,大家是在为患者本身争取说法和赔偿加油鼓劲,但明摆的事实是,这些镜头更多是为了印证专制独裁,印证中国是人间地狱,印证西方才是人间天堂,印证高耀洁为什么此时此刻终于来到了美利坚进行她的写作。。。

        那么,那些患病农民呢?这其实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正如放片结束后,唯有一个老太太提了个问题:“片子是06年拍的,我想知道那里的情况现在怎么样?”那位女性主持人尴尬地说不清楚,随后又有一个来此进修的香港女记者说也不清楚,但是情况应该比以前好一些了,但是他们还是只能等死云云(是啊,哪个Aids病患又不是等死呢……)。那么,他们关心什么呢?也许,他们只关心怎样的镜头和剪辑可以最大笔法地印证至今不歇的西方意识形态斗争之伟大正义,所以总是出现诸如毛像的镜头。对毛的妖魔化,以及连带着对中国历史、甚至中国人的妖魔化,这一西方世界冷战以来保卫自己国家利益做出的战略宣传,终于在今天产生了它的效应,它与中国人晚清以来最成问题的全盘西化主义遥相呼应,最终变成了一部分中国人深入骨髓的自卑自贱情结。

        高唱反专制、抢占道德制高点是文艺工作者暴得大名的捷径。什么脑子不用动,就会有无数喝彩与拥戴。可纵览这些人物,几个是真正在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做着踏踏实实的事情的?西大人只对吹捧他们这些文艺大人物感兴趣,至于中国农民过得好不好跟他们绝不相干的。民逗们只对以美化西方的方式来渲染中国的丑感兴趣,至于如何以自信自强的中国国民身份积极参议实践政治生活、如何为中国陷入官僚资本主义涡轮中心的农村问题出策出力,这跟他们是绝不相干的。只要他们的艺术瓜子儿、他们的纪录片、他们的文字,让西大人喜逐颜开了,他们的事就成功了。

        然而,任何优良的政治生活,从来只可能建立于一国自信自强的国民之上。聪明的老百姓心里明白,日子是自己过,中国人的事情只能靠中国人自己。这么简单的道理,怎么就有人不明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