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多数德国人来说,德国2010年下半年度最具争议的萨哈岑新书《自掘坟墓的德国:我们如何陷祖国于绝境》(Deutschland schafft sich ab: Wie wir unser Land aufs Spiel setzen)道出了他们的心里话。蒂洛·萨哈岑(Thilo Sarrazin)是个国民经济学专业出身的职业政客,由于他在这本书中公开批评伊斯兰移民融入德国社会的意识不够、煽动民族对立情绪,而被德国社民党(SPD)开除党籍,并被迫辞去国家银行董事职务。虽然在德国社会,任何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意味的言论都会由于“政治不正确”而被视作禁忌,但是这一次,与强硬的官方态度和奉行政治正确路线的媒体立场截然相反的是,民意调查显示有近80%的德国人对萨氏表示同情、甚至有人封其为敢说真话的“人民英雄”、并倡议组建“萨哈岑党”。而此书出版仅两个月就再版十四次、售出逾千万册的冠军销售记录,也宣告了萨哈岑才是这场政治宣传中的最大赢家。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又是一个老生常谈的移民融合政策话题。而如果仔细看看萨氏反对德国移民政策的论证,就会发现这背后还有两个问题尚待追问:一、萨氏所感受到的德国社会活力普遍衰退是否就该归咎於伊斯兰移民;二、大学教育之首要目标是否就只是国家经济增长。而最后的问题归结还是,现代人究竟应该如何面对不同民族、宗教、文明间的差异、甚至冲突?

       显然,这些问题都不是萨哈岑所代表的广大德国人所愿意关心的。面对德国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锐降的现实,这位有着35年从政经验的作者直言,德国未来经济发展将由于没有足够数量的高素质人口而遭遇瓶颈,因为与高素质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两项指标相关的所有统计数据都无法令人乐观。目前,每十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个人正在依靠政府救济金生活,然而政府针对这部分人群所采取的长期失业者救济金制度(Hartz IV)和鼓励失业者再就业措施,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再就业问题,反而还助长了救济金申领者懒惰、不思进取的习气。而针对这部份人群的再教育培训也收效甚微,因为贫困人群一般学习能力也不高、而且缺乏进取心。其次,近年来德国学生学习能力持续下降——比如高中毕业生里只有不到10%的学生具有学习数学专业的基本能力,PISA测试中排名靠后等等——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具有足够智力天赋和学习主动性的学生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则在于教学过分重视社会能力而不再以成绩为导向。而所有这些问题则滥觞于德国的移民政策。德国四十年来目的在于减缓出生率降低速度的移民政策吸引来的大都是来自前南斯拉夫、土耳其、近东及中东、以及非洲地区的移民,与其他融入程度高的东欧移民、学习工作能力强的东亚移民相比,这些移民是出生率最高、但却是受教育程度最低、融入意识最低的群体,而且他们在德国出生的下一代也并没有显示出好转的迹象。萨氏甚至尖酸地说:“我们所缺少的,我们却用土耳其安塔利亚农民、巴勒斯坦战争难民和非洲撒哈拉难民来填补”(P.304)。所以,欲避免德国走入坟墓,首先就应当减少来自土耳其等国的移民数量,并提高移民家庭成员在语言和经济条件方面的准入条件。

       萨氏的论证具有强烈的出身决定论色彩。出身决定论易于为德国人所接受,与德国的教育体制不无关系——因为德国有着极为发达的职业教育体系,而其大学就读率从来都在发达国家中排名最低,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子女多受家庭出身影响选择职业的现象。于是萨氏径直将德国社会活力的普遍衰退归咎於伊斯兰移民,因为他迫切希望通过减少伊斯兰移民以在短期内快速解决问题。为了能让读者认清当前移民政策的重大弊端、从而推动移民政策之彻底改革,他要以出格的种族主义言论来煽动读者对伊斯兰移民的不满情绪,从而有效地动员民众;他亦在书中多次强调德国人聪明勤奋的优良传统以及德国战后取得的巨大建设成就,希望藉此唤起德国人已经被“政治正确性”磨灭的民族情感。也正因如此,他完全没有去追问民众学习、工作能力下降的根本原因。他没有看到:一个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其实很难避免民众平庸化、平民化的趋势。伊斯兰移民所导致的底层人口数量增加只是让这个问题显得更加尖锐而已。就像托克维尔说,民主化在未来发展中好的一面就是“几乎所有的极端现象将会日趋减少和消失”,但不太好的一面就是“几乎所有的最高的东西将会逐渐下降,并为中等的东西所取代”,因为上流和下流将被规定为完全平等。而当“平庸”本身似乎也成为了一种“权利”时,那么人类身体中那种向下的惰性便获得了最大的合理化。如果说这样的“平庸化”对于欧洲福利国家来讲只是无伤大雅的“富贵病”的话,那么它在萨哈岑事件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民众在面对文化甚至文明差异时常见的无知和狭隘。而往常标榜“自由”、“平等”的教育却在这里毫无作为。

       而欲解决此问题,则必须对大学教育进行重新定位。萨氏虽然触及了教育问题,但他承认,就像人的定义有很多种,在民主的教育体系中,关于人应该被教育成什么样、采取怎样的教育方法,也存在着太多的争议和矛盾。所以,他只能将此问题搁置,转而指出教育的首要作用在于培养能直接为国家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人。这也是为什么他对德国大学中数学、信息、自然科学、技术四类专业学生比例之低而感到恼丧的原因。显然,萨氏的根本暗示仍在于,通常只有中、高阶层出身的孩子才可能具备学习这些专业的能力,而大学入读率极低的伊斯兰移民恐怕更擅长贩卖蔬菜、水果。所以,其有关教育的论证最终仍是指向了伊斯兰移民的素质。到此为止,萨氏已经犯下两个错误:一是用简单割除法来治疗德国业已形成的多民族社会之病;二是以现代科学技术教育来治疗民众心智弱化之疾。不可否认,德国曾经依靠着极为专精的科学教育和职业教育而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但这种视人为生产工具的教育理念很大程度与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的排他性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萨氏重又诉诸这条老路,只能说明西方人在面对宗教、文明差异时仍然是束手无策的。须知,教育之“自由”,不仅仅是专业选择、兴趣发展之自由,教育之“平等”,也不仅仅在入学、就业机会之均等;现代教育之真正“自由”、“平等”在于大学生能通过阅读人类诸文明之经典,建立审慎通达之视野、培养促进不同文明相互理解之积极意识、担当传承人类整体文明之使命。

       因此,教育之首要目标乃“人”之完善发展、实现人之真正“自由”,经济发展则应以完善的人心为前提。此目标不明,人们在面对经济利益、意识形态乃至文化文明的冲突时,就无法选择恰当的行为。可惜当代西方人早已忘掉了“自由”之本义。回到三百年前,欧洲启蒙运动哲学家所追求的其实就是灵魂之“自由”。而普通人所理解的不受束缚的意志自由,恰恰是在当时最受诟病的一种理解。德国启蒙运动中最早的理性主义哲学家莱布尼茨就指出过,那种赤裸裸的意志自由无非是一种抽象的虚构,而真正的自由只能是按照理性行动的意志之能力。这里的理性也完全不是现代人所以为的计算理性,而是一种基于对人类、世界总体洞察的自主性。这样的自由才被认为是真正的自由、是人的最高完满状态。而黑格尔则更加无情地讽刺了那种肤浅、抽象的自由概念:“当这种肤浅性最缺乏精神的时候,它就最常谈到精神,当它的谈论最枯燥乏味、鄙俗不堪的时候,它就最常用生命与赋予生命等语,当它表示空虚傲慢这种极端自私的时候,它就最常提起人民这个词”。尽管现代欧洲人自诩为启蒙运动的后裔,可他们其实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对自己文明的了解也已变得极为浅薄。这是现代大学学科专业精细划分后的必然后果,例如:在西方,哲学已成为一个极不受重视的专业;在中国,儒学也被肢解,散落于中文、哲学、历史系各处。现代科学知识虽然成倍积长、讯息交通日趋便利,然而文化、文明之间却变得似乎更加难以沟通理解。某些西方学者常拘泥于自己的狭隘视野,在谈到所谓人类共有的人性时竟也觉得空洞抽象,只能说其形式就表现在全球金融市场、互联网、气候变暖、臭氧洞等等。天真的人们寄希望以“世界主义”、“自由主义”这样乏味的词汇来超越宗教冲突、文明差异,但这其实只是轻松地推卸了文明间对话理解所需要的长久努力和高度责任,随之而来的便是大众传媒对诸文明施加的粗暴、野蛮的简化。

       那么现代人应该如何面对宗教、民族、文明差异?对此,西方在早期启蒙运动时对中国经典的引入可以给予我们有益的启示。1725年,德国启蒙哲学家沃尔夫因为在“论中国人实践哲学的演讲”中宣扬中国人不依靠人格上帝也可以达到道德完满、宣称自己的哲学原理同孔子实践哲学原理一致,而被驱逐出哈勒大学,这是欧洲启蒙运动中非常重要的一次事件。对于当时的教权主义之欧洲来说,耶稣传教士对中国道德、政治哲学的引入既令人兴奋、又令人害怕。因为他们告诉欧洲:中国人之有德性的、幸福的生活依靠的不是启示,而是人之理性,理性对私人、公共生活之规定不是通过强迫压制,而是通过经典和实践学习而来。那些传教士相信,中国作为一个比欧洲更好的世界,离上帝之国只差很小的一步。由于早期近代的欧洲知识份子们通常都用拉丁语写作、交流,所以耶稣会士对中国经典的翻译以及书信对当时欧洲知识份子产生了广泛影响。可以说,中西文明反倒是在知识分子那里所呈现的最初相遇中获得了比现在更耐心细致的对待。比如在当时最为流行的柏应理《论语》拉丁译文中,“克己复礼为仁”一句就被翻译为“战胜自己,回复到最初的理性本质之适度中去,这样就可以获得心的正直与完满”(vincere seipsum, atque ita redire ad primaevum illud temperamentum
naturae rationalis, hoc est obtinuisse cordis innocentiam & perfectionem)。柏应理不仅以“ratio”(理性、原因)为核心词译本、理意义上的“礼”,以“完满”(perfectio)为核心词来译“仁”,而且每一处都会选择不同的定语来尽量准确传达其在该处的含义。抛开其中有的基督教意蕴不说,这比现代英文译本仅仅用“propriety”或者“rites”来译“礼”显然更接近孔子所说“礼”之本义。此外,“礼”一词还能涵括“ius”(法之理)之义。而“perfectio”其实就是西方哲学中对“自由”一词的最高定义,柏应理用“完满”一词(即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来比附“仁”也不可谓不恰当。可惜现代人只知有理性、权利、自由,却全然不知礼、仁为何物。

       其实,一个简单的“仁”字也不是一个抽象的“完满”所能尽释,它需要的是人们在诸文明经典阅读中、在万殊的历史情境下去体认和把握。同样,要想在文明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也不是件轻易的事,所谓“执中无权,犹执一也”,程子曰:“中字最难识”。而任何一种成熟的文明体,例如中华文明,其核心特质必定是不以别种文明为威胁、而完全以“人之所以为人”来展开其所有内在运思和历史实践的。因此,摒弃固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习惯,打破现代文化、政治偏见所已经造成的壁垒,这是现代人在进行跨文明交流时首先应该具备的胆略。而大学若能广泛开展诸文明经典阅读之通识教育,使更多的年轻人变得“通经明史,识体达用”,那么教育就能走出市场化定位和“人”之培养的抵牾状态。这对德国教育而言也是一个课题。可不得不说,在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客的眼里,人无非是一个抽象的个体和统计表上的一个数字。他们只会在意国民生产总值的升降和政策的“政治正确性”。至于去真诚地拷问如何去教育一个真正完善的人,如何真正去促进民族间、文明间的相互理解,避免敌对和仇视,恐怕他们既没有愿力、也没有能力。从这一点看,无论是萨哈岑,还是解雇萨哈岑的德国政府,还是当今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政府,他们都并无实质区别。而如果人类真有因世界战争而走入坟墓的那一天,那么掘墓者别无他者,正是这些鼠目寸光的政客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