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读者

    Margaret Atwood来说,总拿她作品的结构说事是不准确的。如果一部作品读完以后让人记住的总是它的结构,在我看来,这无疑是一种失败。这跟绘画、电影是一回事。好作品的特征是,让观者忘记其表述的形式(或视之为自然),而直接进入那个重要的精神内核。音乐是最能表现这种特征的。所以从这儿说,音乐是一切艺术的魂儿。所有艺术门类都暗恋音乐,啧啧。说回来,这种所谓的精神内核听起来很玄,其实只是最基本的直指人心的力量。所以好作品深究起来总是好在回归本质。   侦探小说:供案&遗嘱

Atwood的作品总是有套层结构、复沓声音、回旋叙事的倾向。从最早的《可以吃的女人》便是如此。作为身处后现代写作之下的创作者,Atwood无疑对结构十分敏感。她敏于同类者的地方在于,她会利用结构,而非被结构左右。Atwood的写作偏向本雅明似的碎片式面貌,看她的篇章标题,不会清楚她在说什么。而这只是Atwood繁复结构的一小步。Atwood恐怕是除了侦探小说家以外,最爱用新闻报章体的作者了。《盲刺客》这部小说读到最后,居然也产生了类似侦探小说般解密的路数——意外在于,阅读者并非认为他们是在侦探小说这扇大门内的!因而产生的效果确实可以用震动来形容。

小说的主体部分,套用三个故事。第一人称叙述者是艾里斯·蔡斯·格里芬,她的视角是暮年视角。所以这部分的叙述都是回忆为主,穿插着对现在生活的描述。因而,时态是过去式与进行式并行。同时,这个叙述者在对人倾诉。这种写作风格是留言书信回忆录供案或,遗嘱似的。小说到最后几章的呈现也表明,叙述文字确实是供案遗嘱

然而,从十九世纪的英国写作者便深谙的路数体现着,第一人称永远都是限制叙事——写作者并不知道全部,尽管她显现的全能,他\她到底有着看不见的地方。因而,作为补充,Atwood安排了许多代表真实、权威的新闻报章体作为人物叙述的证明或补充。这样做的另一重要原因也在于,模糊叙述者叙述的真实性。这也是Atwood作品的另一大特色,主要叙述者都是不可靠叙述者。而这种不可靠性,在叙述中越往后越能体现出来。

不可靠叙述者的偏爱,从《使女的故事》便有表现。Atwood喜欢让主人公突然陷入一种莫名的境地,由于这个意料之外的下场,主人公之前的语言通通变得的不再可信。

早在《呼啸山庄》时期,多个叙述者便轮流上场,罗生门似的罗列自己的所见。阅读者要自己推测事件的演化和结果。这种写作方式被侦探小说大规模借用。而后世的“后现代”写作者为了增添叙述的多样性,会在主要叙述上平添叠加多种文体,从文类上造成交响乐似的混杂和弦效果。

具体到这部文本来说,这种方式最大的效果是在最后几章时,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可信性大打折扣。读者发现,这位叙述者是个半直接的杀人凶手。之前的叙述都被打上问号。Atwood在前述的文字中增添了许多细节,让明眼人可以多少猜测到真实,然而当摒弃凝神说出来时,读者还是心头一震。

在小说一开始,女主人公艾里斯·蔡斯·格里芬,以代为受害者明屈的态度陈述了自己妹妹劳拉的死亡,作为一种维护的姿态,她掩饰了劳拉的自杀。紧接着拼贴的两种文体,一个是《多伦多星报》对此事的报道,一个是署名劳拉的小说《盲刺客》的正文——这样,貌似客观的“新闻体”和代表死者声音的自由创作,同时登场——阅读者似乎获得了最大限度的“真实”,得以从多个角度观察,这一以少女死亡为核心的事件内幕。我们拥有三个貌似可信服的声音。

Atwood的能力在这短短的第一小节《桥》中,便体现出来,“回忆的来回跳接”,这是被电影时代montage喂养太久创作者的优良品格。我更喜欢管这叫“通感”,它表现在,小说中所有以“我可以想象……”开始的段落,都往来的十分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