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燕莎 RC”,看到你在我前篇转载文章的留言:

'但爸爸最喜欢阿伦特的这样一段话,在2010年的最后一天,把它送给你们:“我在自己的一生中从没‘爱过’任何一个民族或者集体,德意志民族也罢,法兰西民族也罢,美国也罢,更没有爱过诸如工人阶级之类的群体。事实上我只爱我的亲朋好友,至于别的爱我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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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真不能赞同,狭小的爱,只爱自己的至亲至近,然后无限制地安然占据陌生人的权利,每天马路上无视红绿灯,路口卡死,高速路上交通事故没有人愿意停下甚至堵死紧急车道......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在我们这个缺少大爱的国家如此正常......然后我们这样跟我们的孩子这样描述着爱......

从这个,我个人觉得这对夫妇也就是个低端人,不管他们是哪里的教授,给那里写稿子。挺害怕这样的稿子放到国外的杂志上,我的朋友曾经委婉地跟我提过,你们中国人没有秩序很大原因是因为你们中的大多数只爱至亲至近.....

阿伦特有这样一段话是有其重要的历史原因和时代背景的,似乎并不能以文取文,以句断义。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很容易查到的,我只简单说下,作为一个在二战中备受迫害的犹太人,先是因为犹太人的身份无法获得学术认证(博士),并且不能在任何德国大学任教,随着德军占领法国,再次流亡,离开法国。1941年,在美国外交官 Hiram Bingham IV 的帮助下,阿伦特与丈夫和母亲前往美国;这位美国外交官非法向 2500 名犹太难民发放了签证。1959年她成为普林斯顿大学任命的第一位女性正教授。于1975年逝世,享年69岁。所以一定要把阿伦特的话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先去解读,才会有明晰正确的答案。而且,象你所描述的,无视红绿灯,无视高速路上的交通事故,可能和狭小还是博大的爱并无必然的因果联系。我认为胡教授的这篇文,我看懂了,我也理解了,所以我转载了。我最近在看龙应台的香港笔记,我摘抄下面的文章给你看,比我自己说得好,不知是否可以回答你的疑问(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到香港教育学院去“答学生问”。答应去,是因为:教育学院是培养小学和初中老师的地方。在我心目中,小学、初中教育是重大国家基础建设:创造力和想象力在这里破土,公民素养在这里奠基,文化的敏感、人格的力量在这里打樁——谁,比这些教师更站在前线,更接近地基,更值得爱护,更重要呢?临走时,带了厚厚一把不及回应得提问纸,回家压在咖啡杯下。海风猎猎吹进客厅,把两张纸掀到了地板上,我弯腰拾起。既然风要我读,遂去读它。    您的文章中好像有一个观点:我们不一定要认同自己的国家,更不一定要认同自己的政权。那么在中小学里的“国民教育”的课,我们该教些什么呢?或者说,究竟需不需要“国民教育”这种东西?
                                             ——————一个中学老师    对于自己的祖国,我常觉得很迷惘。一方面我知道我要爱国,另一方面,一想到自己的国家有很多黑暗面时,我就会有一种恨意。我想问,当学生问起“文*”,“六*”的时候,我该怎么回答?
                                             ——————一个马上要当老师的人教宗人选公布那天,我特别等着华飞放学回家,心里想,当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听见新教宗是他打的德国同胞时,不知会有什么反应。他会不会象赢了足球世界杯一样,感觉一种民族的骄傲?“真的,德国人?”他说,把书包丢在沙发上,一边擦汗,“好失望啊”。他一点没有欣喜地样子。一边吃午饭,少年一边解释自己的想法:几百几千年来,教宗选来选去都是罗马人,或者是中欧人,想法都很中欧中心。二十六年前,波兰的主教被选上教宗,代表的是天主教的一种突破,一种进步。今天如果是一个黑人或者拉丁美洲人被选上
的话,就嗲表这个突破和进步的力量又往前跨了一大步,代表天主教有新思维,新魄力。“我很希望那个拉丁美洲的主教当选,黑人更好,还有,香港的主教也不错,”他说,“干嘛选个德国人,还是个保守派,真退步。”“华飞”,我问他,“你们的老师也是这样的态度吗?”“对”,他说,“在宗教课或是公民课里,我们讨论很多啊。”那是一个月前的事了,今天下午,我在阳台上浇花,华飞坐在电脑前上网,是不是向我'播报新闻':乌兹别克有五百人被杀,政府说只死了十个人。日本给巴勒斯坦一亿美元人道援助。。。。。。他突然走到阳台,问“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有些欧洲人反对签署《欧盟大宪章》吗?”不知道。“他们说大宪章没有把基督教的信仰明白写进去。你觉得该不该写进去?”我想了一下,摘下几朵香气沁人的玉兰花,然后给他一个“初步答案”:“我不赞成。可以写进某些共同的核心价值,但是不必是宗教,更不必是基督教呀。难道欧盟里只有基督教徒吗?或者,难道欧洲人结盟的愿景的理想,是把欧盟变成一个基督徒联盟吗?”他又回到电脑前,安静没几分钟又大声说,“俄国石油大王被起诉,可能要坐十年牢。”“这个人”,我说,放下了水桶,“第一桶金不只是怎么来的,不见得是好人,但是他以为俄罗斯民主了,可以真的搞反对运动了,被整得这么惨,也够可怜的。”“他没料到普金会做得这么绝吧,”华飞说,“主要是,普金要把俄罗斯的油重新收归国有”。我关上阳台的门,不知问什么,竟然很认真地对这个半大不小的孩子说,“华飞,你要永远认得那个时刻,当你的国家变质,不值得爱,不能爱又无力对抗的时候,马上就走”。托马斯曼和爱因斯坦都认得那个时刻。”他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呵欠,“妈,你以为德国的二十世纪是白过的?下一个一百年大概不会再出现那样的事了,我真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