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几篇风俗和故事之后,终于再次以人物为题了,这是春节前的最后一篇,春节期间也许会在家里写一两篇,也许不会。没想到,竟然能每周按时更新,十篇,两个半月。2012年,如果可能保持这个写作节奏,会是件多么好的事情。)

老弟

在童年,老弟是我最好的伙伴,他小我两岁。
我上初中时,他读小学,很贪玩,学校里又新换了毫无经验的女老师,班级成了放羊班,老弟的成绩就很差。对这一点,父亲并不像看到我成绩差时那么愤怒和着急,事实上,大概老弟才出生不久,父亲就打算好了一件事:两个儿子,一个将来出去闯荡,另一个留在家里给自己养老。因了这个想法,他在老弟的学习上并不很在意。我在读小学期间,因为作业、课文或考试成绩,被父亲打过好几次,但他似乎从来没打过老弟。

乡下开始实行九年义务教育,老弟搭着这趟顺风车,升到了初中。我们读的中学,离家四十多里路,条件极差。因为小学时底子薄,他初中的成绩也就不可能尽如人意,又远离父母管教,老弟爱玩的天性得以自由施展。他开始展露其他方面的天赋,比如省吃俭用地攒下五块钱,从同学手里买下一个破旧的小随身听,然后自己拆开,鼓捣好些天,竟然修好了,又用十块钱的价格,把它卖给另一个同学。他就这样在玩闹中把初中读完了。

老弟中考那一年,已经是我的第二年高考了。父母曾和老弟商量放弃中考,因为他平日的成绩,无论如何也考不到高中,想让他直接停学,回来和老叔学习开车,然后当一个货车司机。老弟说,还是考一考吧,因为报名费造几个月就交上去了,如果连考场的都不进,太亏了。于是他就去考了一下,考完之后,随便填了几个中专学校的志愿,打包行李回家,下地干活,已经做好了当一辈子农民的准备。但是一个月后,就在我收到一所很差的专科学校通知书一周后,邮递员给家里送来一个信封,老弟竟然被呼和浩特的一所中专学校录取了。那时候,还没有网络,也没有其他任何消息来源,全家人都判断不出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学校,担心只不过是一场骗局。而且,家里陷入一种紧张的气氛:父亲提前几个月就开始张罗着借钱,他觉得这一年我无论如何也能考上大学了。我却并不想到这个学校去,父亲犹豫着,这笔辛辛苦苦筹措起来的高利钱,究竟是还回去,还是把它作为老弟的学费,送他上学。我们开了一个气氛凝重的家庭会议,结果是,同意老弟去读一读这个一无所知的学校了。

老家去呼市,先从林东坐火车到集宁,然后转车。父亲、老叔一起送老弟到林东坐车。那一年老弟十六岁,从没出过比林东还远的门。他们把老弟送到离林东十几里地的小站,看着他孤身一身踏上绿皮火车,再看着古老的内燃机车缓慢地驶出站台,父亲突然脸色雪白。老叔问父亲:“二哥,你没事吧。”“没事,”父亲说,但有气无力。他俩回到镇子,到小饭馆里吃晚饭,要了一瓶白酒,才吃了几口菜,父亲就痛苦地伏在了桌子上,老叔吓了一跳,赶紧过去搀住他。过了好一阵,父亲才缓过来,喝了几口酒,脸上终于有了血色,他说自己从车站那儿就有点心脏不舒服。母亲后来跟我和老弟说:“你爸那次太吓人了,想起文泽一个人上学去,担心的犯病了。”事实上,父亲并没有心脏病,但他那次如同心脏病发一样经历了危险,可能是在那一刻,他才突然实实在在意识到,自己这个刚刚成年的、准备留在身边养老的小儿子,孤身去外面那个他一无所知的世界闯荡了。

那时候,村里没有电话,不可能及时获得远方的消息。老弟踏上西去的火车,四五天都没有信儿,全家人都在担心,亲戚们见到父母,也总是问:“文泽去上学咋样了?来信儿了没?”母亲总是故作镇定地说:“小子孩儿,没多大事,写信至少得半个月才能回来。”又过了一天,在矿上工作的四爷爷家的四姑回来,说老弟给他们打过电话了,已经到学校了,放心吧。这才放下心来。

这年冬天,我还在复读班的最后一排鏖战,门口的同学喊,说有人找我。我出去,看见老弟笑嘻嘻地站在楼梯拐角处,身上背着简陋的双肩包。我过去,两个人破天荒地拥抱了一下,问他啥时候回来的,他说刚下火车。他长高了,也更强壮些,板寸头发,最重要的是,我看见他嘴唇上有了黑黑的胡茬,只不过半年功夫,他已经有了青年的模样。老弟下午坐车回家,他把自己包里在火车上没有吃的面包、桔子和一瓶汽水都给了我,我一边咀嚼吞咽这些食物,一边想象他在拥挤操嘈杂的火车上站十七个小时的辛苦。

等我也放假,全家团聚时,老弟才细细讲过他上学的路途。他从集宁下车,到窗口买了去呼和浩特的票,就一直不敢离开车站。晚上九点多,他才从呼和浩特下车,可他们学校离市区几十里地,他找了一辆摩托三轮,半夜找到了学校。一边听老弟讲述,母亲一边感叹:“大半夜的,你也不找个地方住下,让人家把你害了怎么办。”老弟说:“找个旅馆住,少说也得二三十块钱呀。”他和我一样懂得,家里每一分钱得来的艰难。

三年后,老弟从那儿毕业,和几个同学被人介绍到刚刚起步不久的蒙牛去工作。在那儿,他几乎什么活都干过,打零工,收牛奶,做质检员。收牛奶时,因为不愿意收掺了水的奶,还被人追着打。毕业工作的三年,他没回过一次家,因为他自己心里暗暗发誓,要做出点成绩来再回去。可一个打工仔,要做出一番事业,是何等的艰难。那时候,因为我和老弟都已离家千里,父亲下定决心装了部电话。有一个除夕夜,给老弟打电话,他说他才刚刚加班回来,母亲听完就掉眼泪。老弟后来告诉我,因为交房租身无分文,他从同事那儿借了钱,买了一只烧鸡一瓶白酒,回到他们那个阴暗冰冷的出租屋里,吃完烧鸡,喝光白酒,倒头就睡。为了抵御饥饿,他过年的几天,基本上都是在冰冷的床上度过的。

2002年的五月份,我已经在北师大读书了,五一假期决定去呼和浩特去看老弟。我住在内蒙古大学高中同学的宿舍里,刚到的那天喝了很多酒。第二天酒醒后,我坐上一辆公交,走了大概半个多小时,到了蒙牛的产业园。下了车,我四处打望了好久,才终于看见在一排小饭馆、小商店下的老弟,头发很乱,脸色也不好,胡子拉碴,嘴里叼着一根烟。这一次,我们没有拥抱,而是说:“我都没看见你。”其实我来之前就知道,老弟生活得并不会很好,但看到他的憔悴和颓废,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他带着我在蒙牛的园区转了转,那里贴满了“员工以为企业奉献为荣”一类的洗脑标语。然后去他和一个同事合租的小屋子。小饭店那条街的后面,新建起许多明亮的大楼,绕过这座楼,再穿过一个布满垃圾和水坑的胡同,是一排破旧、低矮的平房,老弟的住处,就是其中一间。屋子里很暗,大概只有六七平米,靠西面和北面的墙下,摆着两张床。不是,不是摆着,也不是床,不过是地下摞了四摞砖头,砖头上铺了几块木板,木板上一床褥子,褥子上是很薄的被子、枕头和暗绿色的军大衣。这就是老弟抵御黑夜时所能有的一切。靠门口的地方,有一个小炉子,是用铁皮桶自己做的。屋子里很冷,老弟想点着炉子暖和一下,但费了好久的劲,只是煤块在半死不活地冒烟,炉火并没能着起来。老弟说,咱们去吃饭吧,饭馆里热乎,这破炉子总这样,爱冒烟。他的眼睛被烟熏得发红,是一种被迫的流泪状态。

我们到这站附近的小饭馆里,要了砂锅和米饭,闲聊着吃完。我记不清有没有谈到未来两个字,但我们肯定说起了将来的日子。我问他的打算,老弟说,先干着看吧。我又问他今年过年回不回去,他没出声,点起烟,吸进去,吐出来,过了好一会,才说:“到时候看吧。”我发现他右手的小拇指,指甲很长,问他留这个干嘛。不干什么,好玩,他说。我当时有点难过,他依然封存着自己的内心世界,我知道,他不想让我为此担心,不想把自己现在穷困的生活和迷惘的未来给我看。他努力营造着一种“我很好,至少还行”的氛围,我不能去破坏这个,因为结果会更令人难过。那一刻,我感觉到了兄弟俩彼此的尊重和坚强。饭吃得索然无味,老弟把账结了。本来,我想去结这顿饭钱,但后来忍住了,我知道,抢着掏钱,会伤害他的自尊心。

然后返程的车就来了,我坐上车,没敢回头看还在挥手的老弟,虽然我极想回头看看,但内心的酸楚让我不敢这么做,怕眼泪掉下来。虽然不曾看见,但之后的若干年,我的脑海里都有一副画面:透过斑驳的车后窗,我看见老弟单薄而倔强的身影,一手掐着烟,一手向我挥舞;在他身后,是一整片尚未开发的土地,远方的山,在五月份的朔风中仍旧毫无绿意。他的脸是模糊的,我的也是,我们这一次见面,前后加起来不超过四个小时。

回到北京,我向父母报告这次行程,只说老弟在那儿还行,挺好的,让他们放心。还能说别的什么呢?如果我说他过得很凄苦,老弟会觉得自己被出卖了,而父母将会惶惶不可终日。年龄渐长,我才发现内心深处的愧疚,因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我的存在,剥夺老弟过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比如,如果不是我复读了好几次,用尽了家里的所有收入,老弟本可以在初中复读一年,考高中、读大学的。但事实是,他接受了家庭所给予的命运,甚至在努力想靠自己去改变家庭的命运。

第二年,父亲实在不放心,喊上了二舅,两个人坐火车去看老弟。老弟想让农村来的父亲和舅舅能在呼市好好玩一下,提前借了些钱,带他们下馆子,带他们去呼市的景点,三个人的门票花了一百多。出来后,父亲和二舅都忍不住感慨:“啥破玩意啊,啥破玩意啊,白花了一百多块钱。”老弟当然很清楚这些景点并没什么可看的,但他还是要带他们进去,不是为了看,只是作为儿子想让远道而来的父亲有一个值得的旅行。他是多么迫切地向他们展示:我过得很好的,不用担心。

老弟那时的收入,一个月一千块左右,除去房租、伙食费,剩下的大部分钱他都花在了网吧,下班之后就玩游戏。因为除了游戏,再没有其他东西能在那种环境下给他宽慰和快乐,即使这宽慰和快乐在本质上虚妄又短暂。他还学会了吸烟,再也没戒掉。我曾问他,为什么要吸烟。他说:“没劲,觉得活着挺没劲的时候,就想抽烟。”他开始思考“活着”这件事。我理解到,烟和酒,是我们生活的道具,也是我们灵魂的驿站,当我们觉得灵魂在躯壳里呆得太过难受,就总想把它拎出来,放在另一个容器里舒服一下。那容器可能是烟,可能是酒,可能是其他的任何东西。于是,我不再固执地劝他戒烟,因为明白了人的情绪总要有一个释放的渠道

干了几年,老弟的收入无论如何稍微好了点,不用再因为没开工资而三天不吃饭了,可他也渐渐明白,在那儿待下去毫无发展。我在网上和他说:“今年回家过年吧,你不知道一家人多想过团圆年。”老弟后来跟我说,他本来还在坚持自己的誓言,要做出点成绩来才回家,可我的那次话,让他改变了主意。他请假回了家,和家人一起过年。我能想象他心里的挣扎,三四年的坚持,最后像个失败者一样回来,这令他羞愧和难受。年后,他又到呼市去,想把握住一次极好的转岗机会,可惜他不懂向管事的人“表示”,不愿意求人家,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他很失望,也很愤怒,打包了行李,彻底回家来了。

那一年,三爷爷家当了官的三叔也回家过年,父亲去求他帮忙,给老弟介绍个工作。三叔给老弟介绍了一个活,是到吉林的一座矿上,老弟又是只身一人去了。干了半个月,他打电话说想回去了,矿区在山上,非常冷,他住在简陋的招待所里,手脚都长了冻疮。父亲总在电话里说,先干两天吧,先干两天吧,开春就好了。老弟不愿再让他们担心和操心,就在那儿干了下来。他告诉我,自己什么活都干,哪个领导安排下来的任务都做。从去那儿到现在的七年时间里,他没有过周末,即便是五一、十一这样的假期,也是在办公室里度过的。

老弟去矿上后,常和我在网上联系,我那时常在北师大文艺学的论坛上混,还做了个版主,发点自己写的文字。忽然有一天,老弟给我发了个邮件,让我去看看,我打开,是他写的小说和诗歌。即使从我当时的阅历和水平,也能看出他文字和思考的稚嫩,但我读着那些东西,还是欣喜不已。我欣喜于他在山沟里,在举目只有石头和树的矿井周围,能培养起这样的爱好,是多么美好好的事情。我从自己的体验里深深地知道,他喜欢这个,就不会彻底陷入枯燥生活和无聊工作的悲苦之中,就会将坚硬的现实的壳,凿开一个小小的孔,透过它呼吸着另一种空气。我鼓励他也发到网上去,他听从了,发上去,从很多网友那儿获得小小的认可。他写的东西越来越成熟时,我想,他的内心也一定越来越强大,再有了迷惑和困难,知道去哪儿寻找答案和力量。

多年的辛劳与坚持,让他终于有了稳定的生活,并且结了婚,甚至很快就要做父亲了。看到他生活日渐安定,我有种说不出的欣慰,更重要的是,虽然经历无数的摔打,他还是最初那个踏上列车的孩子,单纯,善良,对生活充满渴望。我很清楚,这在如今的世上,这是多么的不容易。

乌龙与永会

读初中之前,除了和老弟一起玩,还有几个相对固定的伙伴。每天放学后,我们都会凑到一起,弹珠子,用棍子和树疙瘩打农村高尔夫(俗称放猪)、滚铁圈等等。暑假时,也一起放羊,或给马割草,寒假则一起去山上捡柴火,逮兔子。

和这些伙伴在一起,确实是快乐的,因为年少无知,不晓得生活的种种艰辛,只觉得能吃饱饭,不用干活而可以随意玩,就是人生最大的事。有一个伙伴,叫乌龙,个头极小,面貌黝黑,但两条短腿跑起来真快。我们上小学,他总是在班里窜来窜去,没个消停,老师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驴粪球子。另一个伙伴,是我家东邻的东邻,姓孙,叫永会,个头也不高,有一双大脚,也极能跑。平日里不爱学习,但每年的六一儿童节时,永会就成了风光人物,他光脚板、挽裤腿,什么一百米、两百米以及各种接力赛,无不拿第一,得到的铅笔、橡皮、练习本等奖品,非常之多。这时候,许多孩子的父母都夸他:“看人家孙永会,真能跑,一年都不用买铅笔作业本了。”

乌龙和永会两个能跑,大概除了天分之外,还有后天锻炼的因素。他们两个的父亲,都养马,他们便常年要在黄昏时去野外把马赶回来。马自然很野,不可能乖乖就范,他们要追上个把时辰,才能把马圈回家。平时在山上玩,看见兔子,他们两个也是不知疲倦地追,直到把兔子累得废掉,彻底放弃逃跑被他们捉住。

小学毕业后,我读了初中,他们两个都辍学了,很少有机会再一起玩。乌龙家成了马倌,他和他父亲及弟弟海龙,轮流在山上放全村的马、驴。三个小个子,都是快腿,村里人都说,再没有比他们一家去放马更合适了。每天早晨,妇女们出来倒灶灰的时候,他们爷儿仨分别从东、西和北,吆喝着各家的驴马,要上山了。那两年,他们家是极令村人羡慕的,放马,不耽误种地,每年还能有五六千块钱的收入,在十五年前,这在农村是一笔相当大的财富。很快,他们就在院子里盖起了砖瓦房,等着给娶媳妇用。但世事总是无常,他们当马倌,有一年丢了几批牲口,赔钱赔得亏了本,就不愿干了。乌龙海龙兄弟俩,开始跟着村里其他跑外的人出副业,到城里打工。大二暑假,我回家,闲聊时母亲说打工好多年的兄弟俩回来了,而且老二从广西拐带了一个媳妇,说得话村里没人能听懂。

乌龙和海龙的姐姐,嫁给了前面写道的“腾格尔”和“赤脚大仙”的儿子,就是秋生,也是我家后来的东临。每到腊月,秋生家的灯总是亮大半夜,屋子里传来喝酒划拳的声音和打牌的叫喊,基本上都是秋生、乌龙和海龙再加上另外一个人。可我在村里走,却从未碰到过他们。开了春,兄弟俩又扛着行李出去打工,还是一去一年。

孙永会也出过副业,但很快回来了,他父亲开始制鞭炮。这纯属手工作坊,一切都在他们家的仓房里完成,鞭炮里的炸药自己炒,卷筒自己卷。孙永会经常到我家里去收一些旧书,回去用书纸来卷鞭炮。那两年,我们家过年放的鞭炮,都是从他们家买的。得这个便利,他家会自制一些比二踢脚稍小,比一般的挂鞭要大许多的鞭炮,在除夕夜,谁家的鞭炮也没有他家的响。有一年,他们在炒火药的时候,炸了锅,房子差一点被点着,万幸没有伤到人。公安局的来调查,似乎是罚了不少钱,告诫他们再也不能私自制造鞭炮了。这个营业就算歇了。

介绍人给永会介绍了个对象,就是村里前街一户人家的姑娘,好像也做过我们的同学。他结婚后,分家另过,搬到了我家前院他爷爷的老房子里,和我们只隔着一条窄窄的马路。我夏天回去,看见他扛着锄或拿着镰刀在路上。他说:“啥时候回来的?”我说:“昨晚上的班车。”然后竟然两人都没话了,就告别。冬天回去,他已经抱着一个娃娃,嘴角咧着,看起来很高兴,问:“啥时候回来的。”我说:“昨晚上的班车。”还是没有其他话,仍然告别。再一年夏天回去,他还抱着一个娃娃,大的那一个已经可以走路,抓着他的衣角,永会说:“回来了?”我说:“回来了。”这一年冬天,我没在路上碰到他,他却在一天到我家里,原来是他家的洋井无论怎样也引不上水,到我家挑水。“这天可真冷呀。”他一边压水一边说,我附和着他,天真的很冷。叙述许多次几乎毫无差别、毫无意思的见面,是因为,这些时候我心里总会有个声音悄悄说:“这是小时候的伙伴呀。”我在极快的瞬间,回想起当年他光着脚板飞跑的情形,他举着奖品意气风发的样子。可是,我们再也不可能像童年那样一起玩了。

然而等我工作后再回去,又碰见他的时候,竟然可以平淡地谈上几句话了,虽不外乎一些家长里短,但终于找到了交流的方式。是的,我心里再也不会有个声音说:“这是小时候的伙伴呀。”我们不再是伙伴,他成了一个村里人,和其他村里人一样了。我再不能清楚地回忆起他十几岁时的样子,一旦我刻意地去回想他光着脚奔跑的模样,那张当年属于孩子的脸,只是现在这张成熟的粗糙的,甚至已经开始显出老态的脸,永远不会是那张红扑扑、圆滚滚的脸了。

村里大部分年轻人,基本上都走了乌龙或永会的路,在家种地,出外打工,养家糊口。他们也用上了山寨手机,过年节的时候会从村东小卖店里买上两厢蒙牛的牛奶,送给老人和亲戚,他们会和熟人一起赌点钱。而他们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一样吃着气味奇特的零食,他们感慨自己的孩子真是有福,因为他们小时候什么也吃不到。我曾经幻想过,如果童年的伙伴们重聚,坐在炕头的酒桌上喝酒,会说些什么。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