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戏字,在记忆里,用一种很不牢靠的逻辑,维系着看大戏、马戏团和变戏法三类事。它们又是根子里极相关的,那个以循环往复、平淡自然为主的老家,它们是一棵树里横斜出来的枝杈,是犹如天外来客般的“别处的生活”。因而所有的戏,都是乡村的隐秘的狂欢。

先说看大戏吧。老家所在的村子,名号富山屯,俗称大营子,因为在附近的几十个村落里,它规模最大,人口最多。大营子东面的邻村叫兴隆山。在二十多年前有个传统,大概过那么个两三年,兴隆山就要请戏班子来,到村子里唱三五天戏。这里唱的戏,不是东北的二人转,也不是山西的二人台,竟然是京戏。之所以有此奇怪,是因为在老家的地界,风俗近东北,地域上又临山西,如果要请戏班,按道理应该是请这两种,方才合适。不知道什么缘故,请来了依依呀呀唱的京戏,大家都听不很懂。据说是,兴隆山有一户大家,祖上是京城的高官,留下了听京戏的家俗,子孙们虽破败了许多,也还是比专门种田的农民好,就组织村里人请戏班唱戏。戏班的被请过来,似乎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名头,只是因为在农闲时节,要寻乐子罢了。

但凡兴隆山村要唱大戏了,总是在十天半月前就传遍十里八乡,纷纷说:过两天去大戏呀。请戏班都是在农闲的,五六月份,人们刚刚薅过地里的二遍草,长高的谷子、黍子,已经用犁杖深深地趟过了,夏忙已过,秋收尚早。我们村里有人赶着马车去乡里或镇子上办事情,回来看见他们村往年唱戏的空场上,堆满了木头,就知道又要搭台子唱大戏。很快,村里人都知道有戏看,有事没事便到兴隆山去走走亲戚,探听各种消息:今年的戏班是哪儿来的?究竟几月初几开戏?都唱些什么戏文?一共唱几天?各人探听回来的消息,不尽相同,甚至一个人的话,前后两天也矛盾。但过些日子有大戏可看,却是实打实的,确凿无疑了。

村里人都早早张罗着了,把去年打下的葵花籽从布口袋里倒出来,放在太阳下晒,用簸箕簸去秕子,在热锅上炒熟。没有葵花籽,就炒上几箩黄豆,扔在嘴里咯嘣咯嘣当嚼头。小孩子尤其兴奋,这是大人们的节日,更是孩子的节日。我们平日里在土里玩,常常两个人伸着胳膊拉扯,嘴里念叨:“拉大锯,扯大大锯,牢牢门口唱大戏,小外孙子也要去……”这儿歌几乎是个孩子都会念的,唱戏的地方虽不是姥姥家门口,还是会心满意足地觉得,儿歌里的词,终于要变成了真事。我和一种兄弟姐妹,常聚在一块,计算和比较着各自的零花钱,盘算着这些零花钱能在看大戏的时候买几根冰棍,几根糖葫芦,几块麻糖。

开戏的那天,爷爷套上骡子车,把全家人都拉去。那儿早已经人山人海了,靠前的地方,前一夜就被兴隆山本村的人占了去,我们只能靠后,把车卸在很远处,在地上铺了毡子,团团坐在那,等着唱戏的登台。

一直到日头很高,终于敲锣打鼓拉三弦的人,搬着凳子上了台,各自找了位置坐下,吱吱啦啦地试音,摇头晃脑闲散地拉一段。然后戏台左侧的布帘掀开,进来一位穿戏服的演员,踱着方步到台中央,说了几句念白,大概算是教科文的导入,接着就唱起来。事实上,台下大部分人都听不懂他唱的是什么内容,大家只是听,听依依呀呀的声音在空旷旷的乡村里响,看唱戏的人一板一眼地做动作,依然觉得无比有趣。我当时满盈着好奇心,想知道他们究竟在唱什么,努力去辨别他古怪唱腔背后的故事,总是脑袋想疼了,还是猜不完整。到后来,我开始无比渴望他们停下来,不再依依呀呀地唱,而是一字一顿地念白。我觉得,这样怪腔怪调地说话真是好有意思,便同其他孩子学,互相用唱戏强调说话:

“你们早晨吃啥饭?”

“吃小米干饭呀呀呀。”

“没有菜么?”

“有啊,咸菜疙瘩……”

然后一阵哈哈大笑,笑到眼泪要流出来,仿佛早晨那顿并不丰盛的小米饭就咸菜,也有了不同的滋味。

看了两天戏,大概可以辨别出书生、花脸、忠臣、奸臣了。小时候觉得书生与众不同,毕竟是读书人嘛,比台上滑稽的小丑、令人生厌的县太爷要有意思得多,何况扮书生的,多是俊朗的小伙子。书生一出场,多半也就有涂脂抹粉的小姐出来,和书生依依呀呀地谈起恋爱,或唱到末尾处,终于羞答答地谈婚论嫁,成就一段美满姻缘。这种事总是让人生出许多幻想来。

但因为听不懂,我对京剧始终培养不出好感,更不喜欢极慢的节奏感,也就记不得听过什么具体的戏文。但有一段,应该是毕生不忘的。那段戏是说,一个书生要进京赶考,每天窝在家里苦读,做文章,急躁躁地踱着步子在戏台上走,抓耳挠腮,却做不出文章来。戏台上走了半天,书生就将纸铺在凳子上,一屁股坐将上去。这时有位小姐上台,问他在干什么,他就用念白的腔调说:“小生在做文章呀。”我也终于知道,原来文章是可以这般做的,再遇到老师布置了写不出来的作文,也会把作文纸放到屁股底下,坐一坐,结果出了作文纸变得皱巴巴,文章也还是一个字没有。

看了几天戏,听得很无味,零花钱都被戏场周围卖冰棍的、卖花生的、卖瓜子的、卖麻糖的赚了去,也知道再不可能从父母那儿讨到半分钱,就想去戏台后面看看。有人说,那些唱戏的卸了妆和我们一样,我当时很不能信,觉得他们无论如何不该和我们一样,至少他们说话、动作、神态,和我们不能一样。围着后台的帆布不知道怎么出来的一个洞里,我和另外两个小孩,钻到了戏台子后面。露天戏台的后面,也并没有什么,演员都是在村民屋里画脸和换装的,这儿只不过是演员侯台的地方。我们看见,刚才唱戏的书生叼着一根烟,吞吞吐吐地吸,那位小姐,伸着粉色的舌头吮着一根冰棍,因为天气热,他们都敞着戏服的怀,露出里面汗津津的体恤衫来。那书生看见我们,扔了烟头,挥舞着手臂赶我们走,嘴里喊着:“干吗呢,出去出去,这地方是你们来的吗?”那位戏台上文静的小姐,撇撇嘴骂道:“傻逼孩子。”又把冰棍伸进嘴里,使劲地吮吸去了。我们灰溜溜地从洞里爬出来,想到他们前台后台两种作态,心里失望之极,也才明明白白地晓得,戏果然是假的。

这大戏终于唱完了,戏台子被干活的人拆得七零八落,人们赶着马车、骑着自行车、步行,往四面八方散去。那脚步和身影里,是含着一种说不出的满足和疲惫,他们路过庄稼地,忽然发现垄沟里又长出许多杂草来,忽而想到,自己地里的玉米,似乎早该去瞅一眼了。那种过惯了的劳作的生活,就从远近的田里蔓延过来,很快就把所有人席卷了。人们在路上回回头,望见看了几天戏的地方,像做了场梦一样。

从我上初中开始,邻村再也没请过戏班了。我后来开始离家住校,没到那个时节,就会怀念从前看戏的日子,觉得那种感觉真是好得很。等课文上读到鲁迅的《社戏》一篇,虽然南北时空相距遥远,时代与环境的差异更甚,还是会觉得有一种本然的亲切。我知道,这种大戏,是永远也不能再看到了。

 

除了这种连唱许多天的大戏,老家那儿,也偶尔能看到其他几种戏。比如马戏团和变戏法。有一年,村里来了一个游方马戏团,场子就设在我们念书的小学里,因为那儿有一大片干净的空场。马戏团用桩子把空场围成个圆圈,桩子上绑了一层帆布,把场内场外完全隔绝开。自然也有十里八乡的人来看马戏,据说有许多节目,比如锯人、耍蛇一类的,我们自然得央求父母给买票去看。

开场在晚上,从帆布围着的一角小门进去,也没有座位,只是插空或坐或站,饥渴渴地看他们表演。先是一头山羊,能听懂人语,让它跳到高凳上,它便跳到高凳上,让它走钢丝,它就小心翼翼地走一段钢丝,真是聪明又灵巧。我就想,家里好几十只山羊,总该有一只可以训练成吧?然后一个人女出场,嘴里吆喝着大家鼓掌,接着是一个壮硕的男子,搬出一个大箱子来,打开箱子,里面盘着一条巨大的蟒蛇,那还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粗的蛇。女人把蛇托出来,让它缠绕着自己的身体,那蛇吐着信子,越缠越紧,女子的脸已经憋成了紫红色。而旁边那个男的,却还敲着锣高喊着:“大伙看一看呀,一丈多长的大蟒蛇啊。”我们都惊恐不已,担心这个女人会被蟒蛇缠死。终于那个男子开始用一个物件逗引蟒蛇,它的身子渐渐松弛,女人的脸上有了血色。

之后是锯活人,这似乎是很传统的戏法,到现在也能经常在舞台上看到。把一个女人装到长箱子里,从中间用锯锯开,而最后那个女人还能完整地从箱子跳出来,令人称奇。周围看马戏的人,议论纷纷,有的说这女人确实有法力,有的说这个女人其实两个小矮人,一个站在另一个的肩膀上,锯齿只不过是从他们中间的缝隙切过而已。以我们当时的知识,实在难以想象这戏法是如何变出来的,便相信世界上确实有一部分人具有魔力,可以做到常人做不到的事情。

这次的马戏团,是一个大团,老虎之类的猛兽就有好几头,也有驯兽师让猛兽钻过火圈,活着跳高高的板凳。我们看见这个猛兽之王,极为温顺地做着各种规定动作,每一次完成,都会得到一块牛肉的奖赏。孩子们甚至羡慕起那老虎,只需跳跳跃跃,便可吃到新鲜的牛肉,真是幸福的日子。

这个马戏团在村里演了三天,这三天的时间里,全村人都没睡好觉。许多平时夜里从不锁大门的人家,这几天也仔仔细细地把大门锁上,而且晚上睡的极轻,稍有动静就会醒,躺在看上竖着耳朵听院子里是不是有人。

除了这种大型马戏团,童年时偶尔也有七八个人甚至是一个人变戏法的到村里来。他们背着箱子,有的肩膀上蹲着小猴,随便找个空场就敲起了铜锣:“变戏法了,变戏法了,大家伙捧场了。”先是小孩子,接着是路过的行人,继而听到消息的村里人,很快就围城一个圆圈。我的印象里,他们并不收门票,而穷苦的农民们也并不情愿随便掏钱出来,大家只是围着看,一旦有人端着铜锣沿着人圈讨钱,农人们就掐掉旱烟,说家里有事情呀,急匆匆走掉了。只偶尔,几个村里天生爱热闹、有做派的人,会从怀里掏出皱巴巴的票子,扔下一半块。变戏法的几个人便有些讪讪的,很快又高声地吆喝着,变起另一种戏法了。而刚才转身回去的人,早已半路折了回来,站在人圈的最外围,压低着脑袋往里看。

有一个村民,似乎是生产队的小队长一类的角色,平时也是爱张罗事的人,看变戏法的辛苦,主动跳出来,端着铜锣走到熟识的同村人面前,说:“出来混不容易,大家看得高兴,都帮衬帮衬呀。给点给点,一盒烟钱的事,好不容易来一次,你看都看了,随便给点。”村人们都有些不好意思,欲走未走,都伸手掏了五毛一块,丢在铜锣里。转了一圈,铜锣里便花花绿绿一堆票子了,刚才给钱的人却又有些不甘:“啊呀,他一圈就要赚几十块呀,我们一年才几个钱。”有些后悔刚才给了钱,或者后悔刚才给多了。

看到有了收获,变戏法的更卖力气,吆喝村人到旁边抬了一块青石板,放在一个赤膊汉子的胸口上,众人兴奋地喝起来,晓得是要表演胸口碎大石的,情绪就往高处升,几乎要沸腾了。咚地一声巨响,铁锤砸在了青石板上,石板下的人运气发功,早已脸红脖子粗,青筋暴露了。可惜这一锤下去,石板并未碎裂,抡锤的和石板下的都有些吃惊,吃惊里透着小小的恐惧。按他们以往的经验,这猛猛的一锤,石板即便不粉碎,也应该有了明显的裂隙。可今天的石板,却纹丝未变。村里人也惊恐,却又带着兴奋,都想:“哈哈,你走南闯北,不晓得我们南山上的石头,比旁处的结实,这回看你怎么办。”变戏法的骑虎难下,也只能再次抡起锤子砸下来,幸好这次石板终于有了裂缝,抡锤的看到希望,和石板下的使个眼色,接着又是一锤,那石板终于四分五裂了。赤膊的汉子摇晃着站起来,伸手拂去胸口的碎石渣子,深深吞吐几口气,把胸口的肌肉抖上一抖,然后大喝一声:“嗨。”抱拳行礼。看得人就爆发出一阵掌声来,间或听见人说:“该着人家挣钱呀,胸口碎大石,搞不好就把人砸死了。”又觉得自己刚才付的钱很值,甚至有点不够,应该再掏出一两毛的样子了。

这些节目都令和我一般大的孩子惊叹,但我们更感兴趣的,则是变戏法的那只小猴,它多数蹲在一个人的肩头上,眼睛骨碌骨碌地转,看着周围的人。变戏法的敲锣,它便跳在地上,弯着腿沿人群转一圈,一边走还一边两个前爪抱拳作揖,嘴里吱吱地叫着。人们,特别是孩子们便惊叹不已,觉得这猴子简直和人一般灵透了。接下来,变戏法的敲锣,让它表演翻跟头,爬杆,上下腾挪等各种项目,小猴子一一做完,蹲在箱子上喘粗气。我们都幻想,自己要是能养这样一只猴子,可真是好极了。当时我们还没学过进化论,不知道人和猴子是同祖的,只是觉得所见的动物里,实在再也没有比它聪明的了。

然而,等这个马戏团走后的第二天,这只小猴子却成了所有孩子的惊恐。我们在小学的教室里上课,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一个传言,让我们陷入深深的恐惧之中。这传言是说,有一个村人去几十里外的亲戚家,说那个村里前一段来了个戏法团,戏法团走时,拐走了村里的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小孩的父母便去追,追到山里终于追到了,可是戏法团里却没有小孩,反是多了一只猴子。这只小猴子看见小孩的父母,嘴里便呜哩哇啦地叫,眼里流出泪来,孩子的父母觉得眼神熟悉。这时变戏法的过来,使劲拎住猴子脖颈上捆着的绳子,一边打一边将它拖走了。这对父母看着戏法团越走越远,才忽然间醒悟小猴子的眼神像极了自家的小孩,又发疯似地去追,可这回再也追不到了。

这传言很快传遍整个小学,我们在教室里害怕之极,把所有的窗子和门都关紧,可随着上下课的间隙,还是有更多的传言进来。有的孩子说,他母亲中午去供销社买盐,看到戏法团回转过来,在那里吃烤鸡和烧酒。有孩子说,戏法团从别的村拐的小孩死掉了,他们要抓一个新的小孩变成猴子。我当时在恐惧中,想到前几天看变戏法的戏耍的那只猴子,不知怎的,忽然觉得它的眼睛就是一个孩童的眼睛,充满了绝望、痛苦和哀求。

我们心惊胆战地回到家时,连父母也听说这个传言了,嘱咐我们再也不要到处乱跑,尤其是天黑之后,一定要回家。父母的郑重其事,让我觉得这传言是真的。第二天在上学,这传言起的其余部分便补充完整了,比如他们是如何拐走小孩的呢?据说,他们给了小孩子一颗糖,小孩子吃完了就迷迷糊糊,被他们装在口袋里带走了。又据说,是因为小孩还想看戏法,就跟着他们出了村,变戏法的看周围没人,就把小孩绑走了。我不知那个为真,就两个都相信,并且从那时起就深深地坚持两个原则:陌生人给的糖,多甜也是不能吃的;再有就是不管对一件事有多好奇,也万万不能陷进去。

这个传言的恐怖,都在孩子变成猴子这一部分。他们说,变戏法的会把小孩子的皮剥掉,然后给他穿上新剥下来的猴子皮,因为血肉新鲜,猴子皮很快就长在了小孩子的身体上,再也脱不掉。他们还给小孩喂一种药,毁掉他的嗓子,让他再也说不出话来。这些情节讲出来,班里女孩子和胆小的男孩子已经被吓哭,而其他人也哆哆嗦嗦,甚至有一点动静都会引起一片尖叫。那是一种我们无法描述的恐惧。就是从那一次开始,我对马戏团和变戏法生出本能的恐惧,特别是看到被戏耍的猴子,总会不由自主地去盯着它的眼睛,想看看那是不是一个孩子痛苦的灵魂。

若干年后,我在一本记不清名字的书里,读到了类似的故事,那一瞬间,我有些怀疑这个传言的来源。可是它是无法追踪的,没人知道它究竟肇始于何处,是一件真事,还是一部小说。但不管怎样,在它流布过的乡村和孩子们的心里,这一切都带着真实的味道,因为那深入骨髓的恐惧,到现在仍留在我记忆里。即便此刻,我在写这个故事时心脏仍会不自然地抽搐一下。我的恐惧,是源于后来接触的这个社会,让我知道人性的恶是没有底线的。我们仍可以在网上看到过类似的事:某人的妻子失踪了,若干年后他在一个公园的怪物展览的笼子前,笼子里被残害的怪物看着他哀嚎怒吼,而他发现那竟然是失踪的妻子。也许,这两个都是传言,但那些拐卖儿童,把他们伤成残废,让后再胁迫他们乞讨,确实经过媒体报道的事实。

 

 

虽是一个半农半牧区,老家人的主要劳作还是种田,因为地处蒙古高原的北部,又是干旱的山区,老家的田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全村每户人家,只有在村南的一两亩地,是有可能在春耕前浇上些河水的,其余的山坡地,如果时令雨水不和顺,则只能是春秋白忙一场了。因而,每到了夏日谷物或其他庄稼灌浆的时候,村人做的最多的动作就是抬头看天,期望哪块乌黑的云彩,带来一场酣畅淋漓的透雨,好让那正长得凶猛的庄稼,走好变成粮食的关键一步。

然而,多数的年月都是天不尽人愿,春天不合时宜地下过几场雨之后,就总是干旱,偶尔有几次天上密布了乌云,连惊雷也打过几回了,甚至有三五颗雨点掉下来,可那人和庄稼都盼着的雨,还是没下来。眼看着地面干裂,禾苗枯萎,村人们知道这样苦等不成了,便有常年经事的老人张罗着求雨。

在老家,我所记得的几次求雨,大概都是村长请老邹发来办理的。老邹发是村里的一个老人,活了九十几岁,身体极为硬朗,六十多岁的时候,还能一个白天到林东打个来回的。老头是个热心肠的人,喜欢出头办理这些事情,他甚至发过一个宏愿,说是要当一百次介绍人,也就是组建一百个家庭,后来听说,终了还是未能如愿,数字停在了让人唏嘘的九十九。

老邹发召集了村里各生产队的老头老太太,让他们去各家敛份子钱,没有现钱的也可以用鸡蛋来顶替,老头老太太们得了令,都拿个小本本,挎着筐走街串户去敛收了。去我家的常是韩家老太天,进了院子,先聊几句鸡鸭猪狗的闲话,然后说村里求雨呢,来收份子钱呀。家里常没有现钱,存下的鸡蛋也并不足,母亲就到鸡窝里去摸,看老母鸡今天是否又下了蛋,倘若没有,便只好把现有的给韩家老太太,说:“你先去别家,欠下的明天给你呀。”韩家老太太就走了,等第二天又来,直到把该收的收齐整。

老邹发已经提前在一个村中央的空场上,摆好了龙王爷的牌位,点上高香,早晚磕过头了,拜祭时也请了愿:“龙王爷,求你给下一场雨呀,到秋后,你要牛要羊,都能行。龙王爷,我们给你老人家放电影,求你下一场雨。”求雨顶重要的一项,就是放电影。这放电影的名义,是说龙王爷在天上呆的无聊,下面的人要求他给降下甘霖来,就得投其所好,给他放点电影看看。老邹发找个年轻的小伙子,坐了一天一趟的班车,到林东去请电影放映员。但大多数时候,十里八乡都有固定的电影放映员,骑着自行车,驮着宽大的幕布和放映机,一个村挨着一个村去放映。这种干旱的年月,差不多村村都要求雨。

村里求雨和放电影的地方,基本都在三叔家的大门口外,那儿有个带着斜坡的空场,临着村里最宽的一条马路。放映员和村人,面北背南立下大大的幕布,调整好放映机的位置。这时候,甚至比这更早,村里吃过饭的人们已经搬了小板凳或小垫子过来占据有利地形了。因为里三叔家近,我们总是得了地利之便,占到好位置。

看露天电影,几乎是村里的节日,哪怕这电影起初是为了老天爷而放的。许多人家炒了葵花籽,在看电影的时候当做零食。小孩子多缠绕着喝得半醉的放映员,问他有什么新片子,其实我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武打片。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更多的时候放映的都是看过的老片子,因为林东电影院的只有很少的胶片,而且更新极慢。

电影终于开演了,幕布前黑压压坐着一片人,连墙头上也坐满了大一些的孩子。看着幕布上的人,义愤填膺地要炸掉日本鬼子的碉堡,或一个女子对一个男子说:“你工作应该要求进步。”自然也有舞刀弄剑的大侠们,向着人们抱拳:“后会有期。”然而一个孩子突然哭起来,是因为前面的人一挪屁股,坐疼了他的脚。又经常,电影突然只有画面而没了声音,或者相反,放映员就停下来,把胶片扯出来对着灯泡的光亮看,然后再卡进放映机里,重新放起。

这种求雨仪式会持续很久,但电影之多放三天,三天后,放映员就会带着胶片赶到其他村去。我们永远是意犹未尽的,也会组了一群人,黑灯瞎火地翻山、过河去其他村看。特别是有些年月,别的村放了电影而我们村没放,整个村里的年轻人都会蠢蠢欲动,谋划着夜里去看电影的路线。在那些日子里,村人们了解外部世界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这些已经过时很久的电影。等求雨结束时,雨有没有下来,人们已经不那么急切了,似乎是说:“龙王爷,电影给你放了,下不下雨你自己看着办吧。”

 

过了几年,有了电视,露天电影就很少出现了,人们也不再求雨。

我曾在《老人》那一篇里写到,村里第一台电视是四爷爷家的,而且是彩电。他家电视刚买来的时候,整个村子都轰动。因为是亲戚的缘故,我和一群兄弟姐妹可进去看,在其他小朋友那儿几乎有了一种虚妄的自豪感。四爷爷家里,一到晚上,就会挤满了人,等着电视开演。那时候,我对看电视的渴望超越了一切,觉得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有意思的事情了。

又过了两年,村里境况好的人家,陆陆续续买了12英寸、14英寸,甚至17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爷爷就常带着我到邻居家里去看,一直看到很晚,久而久之,惹得买电视的人家很烦,却又不好表现出来,电视就会变得一片雪花,我和爷爷只好悻悻地离开。后来我知道,人家是没有接上天线,只为了让我们识趣地离开。

大概是九四年的冬天,父亲下了决心,卖了十几只羊,把前几年的一点积蓄也拿了出来,到林东买了一台电视。他这一次,果真是下了大决心,竟然买了一台21英寸的熊猫彩电,那应该是当时全村最大的一台。为此母亲和父亲生了许久的气,他们本来商定买17英寸的。但父亲在家电商场,实在经不过大彩电的诱惑,狠下心买了:“反正以后也不可能再买了。”

有了这台电视,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开始真切地感知到,这个世界有多么大,多么丰富,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在过着和我们完全不同的生活。

但我仍怀念看露天电影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