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邻

爷爷有三个姐姐,其中的老二和老三,我们这辈人叫二姑奶奶和三姑奶奶。

写老家人文字的过程里,家族的一些事情渐渐清晰,当年太爷爷领着孙男娣女迁徙到这儿,是一个偶然的原因。前几天,我才从家里人那儿确证,当年太爷爷儿女多,养活不得,便把二姑奶奶送了人,收养的人家跑到了内蒙北部。过了一些年,太爷爷突然很想念这个女儿,又赶上不太平的年月,就带着全家到内蒙来,要看看这个送人的女娃。本来抱着的希望也不不大,千里迢迢,兵荒马乱,竟然真的寻着了。别无他处可去,也就在这个山沟里安了家。

二姑奶奶长大,嫁给了村里姓韩的人家,生了三个儿子,还是养活不得,二儿子过继给村里另一家姓韩的,也沾着亲戚。这个二儿子比父亲他们都要年长,我们都叫二大爷。而三姑奶奶嫁给了村里姓邢的人家,生儿育女,其中的三女儿,我们叫三姑。

这一位三姑和这一位二大爷,都年龄老大,家里困难谈不上对象,成不了家,后来又好事的人撮合,他俩结了婚。按说,他俩在血缘上完全没有出五服,属于表兄妹,是近亲结婚。但在那个年月,这种表亲结合还属于见怪不怪,也是一种无奈的内部消化。农村也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表姑亲,不是亲,打断骨头连着筋。”这两人先在村子北面盖起了土坯房子,围起矮小的院墙,生了一个女儿,叫团结,一个儿子,叫秋生,好在儿女都还健康,虽然头脑比别的孩子略有些木。后来我父母成亲,爷爷给他们盖的房子,就在三姑二大爷家的西侧,他们成了我家的东邻。

我四五岁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发现这家邻居的不一般,他们的家庭关系令我迷乱。就问母亲:“为啥前院的叫二大爷二娘,三叔三婶,东院咋就又是三姑又是二大爷呢?”母亲告诉我他们前述的关系,本来按农村习俗,对这种和夫妻双方都沾亲带故的家庭,称呼上以关系最近的为准,可三姑二大爷分别是两个亲姑奶奶的儿女,两方一样近,大人们也难处理,便让小孩子原来怎么叫现在还怎么叫。

三姑和二大爷,却都是村里的奇人,分别有外号:赤脚大仙、腾格尔。

三姑自学了一手缝纫技术,家里有当时还很难见的缝纫机,她闲时就做点缝纫,也能赚几块手工钱。我小时候的许多衣服、书包,都是三姑剪裁缝补的。每到腊月,母亲在去乡里送公粮的时候,总会扯回几尺布料,带我和弟弟到东院三姑家大致量量腰围,请三姑给做一件衣服。不知为何,三姑家总是显得比别家要黑许多,一样的窗子门,一样的房梁,她家里却始终黑洞洞,像个土窖。三姑的缝纫机摆在东屋一进门对面的墙上,炕梢堆着一垛本来五颜六色但现在已经完全分不出的被褥。三姑是个懒人,很少收拾屋子,也因为这个,她家的饭点总是比别家晚好多,似乎不管我们7点去、8点去还是9点去,他们都刚好在吃早饭。他们一家人都头发蓬乱,坐在炕上端着碗扒拉小米干饭,见我们进屋,便招呼给我们盛饭。我们摆手,说吃过了,她就转过头,继续吃自己的饭。我坐在炕沿上,看见三姑的缝纫机面上堆着许多布料,剪裁的各种半片裤腿、半片袖子,零零散散。

三姑吃罢了早饭,从墙缝里掏出一卷米尺,上上下下量我们的身高腰围,嘴里念念叨叨,伸手从火盆里捻出一节熄火的黑木炭,随手就把各种尺寸记在她家的墙上。三姑说:“料子放着吧,过两天来拿。”她的活一拖再拖,过了一个两天又一个两天,几乎都到了年二十九,甚至是年三十午饭前,她才终于把衣服做好。三姑不急不忙的样子,总是让我们这些等着穿新衣服的小孩心焦。

因为生活的艰难和烦躁,三姑逐渐变成了一个消极的人,她几乎十天半月不梳头洗脸,也不收拾屋子,自己的儿女们也不管,一任他俩邋里邋遢,每天冒着鼻涕泡。再到后来,三姑连鞋也不穿了,她说是买一双新鞋费好多钱,做一双又费好多力气,且几个月就穿坏,不如光着脚省事。她在村里满是石块、猪粪、短树枝的路上走,全是光着脚板,时间一久,她的脚底长满厚厚的老茧,几乎刀枪不入的境界。甚至秋天去割麦子割大豆,她都可以不穿鞋,光脚在尖尖的麦茬上步履如飞。于是三姑就有了赤脚大仙的外号。她的这“脚”绝活,让我和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羡慕不已。因为总是穿纳底布鞋,因为小孩子成长得快,因为喜欢踢踢踏踏跑来跑去疯玩,我们脚上的鞋子总是过不了多久就会磨出洞,露出不敢寂寞的大拇哥二拇指。这时候,就会遭到母亲的责怪:“每天瞎跑什么,这鞋才穿上几天就露脚指头了。”我们都想,如果练就赤脚大仙的一“脚”绝活,能省多少双鞋啊。为了这个,也尝试着光着脚板在院子里走,可每一步都得轻轻下脚,小心翼翼地挪动,从屋门口走到院门口,也要十几分钟,哪里能像赤脚大仙那样行走如常呢?后来自然放弃,而且心里认定赤脚大仙与常人不同,可能确实有点“仙气”。

三姑是个守财奴,二大爷从外面干活赚的所有钱,都攥在她手里。二大爷为了从她手里讨酒钱,常揍她一顿,可她死活也是一分钱不给他。后来二大爷听了别人的主意,赚到的钱自己私留了些,可这逃不出三姑的手掌心。她会等到大半夜一家人都熟睡,悉悉索索地把二大爷所有的衣兜摸一边,把钱都抠出来。等三姑的女儿团结长大了,外出打工,三姑的主要工作就变成和女儿斗争,想办法从女儿那里抠出钱来。

三姑掌管着一家的财政,却很少给家里添置什么,她就是喜欢把钱攥在自己手里。她在家里的任何地方藏钱,扣箱里,糊墙纸里,鞋洞里。有一回母亲去她家说裁衣服的事,顺手从缝纫机上拎起一块布料比划大小,就掉下一张五十元的票子来。又一次,我们看见三姑坐在门口的石台上大声咒骂,语速极快,也听不清骂的是什么,便估计她又和二大爷打架,或者团结、秋生惹她生气了。后来却不是,三姑在一个布口袋包了将近两千块钱,埋在自己家里装粮食的箱子里,等过了几年她再掏出来,那一叠钱已经被耗子啃成碎片,她一抖就飞得到处都是了。三姑是在咒骂那些啃了她钱的耗子,可耗子躲在洞里不见她,也听不懂,等夜深人静的时候,照样溜出来搬运粮食。村里人都笑话她有钱不花,糟了白瞎,她仍气狠狠地说:“谁知道呢?这些王八蛋耗子,不得好死呀。”这些耗子确实没得好死,钱被啃了之后不久,三姑就到兽医那儿买了一包老鼠药,屋子的各个旮旯都洒遍。那一段,他们家后面的园子里,隔三差五就能看到一只肥大的死耗子。我们猜想,三姑之所以舍得花钱买耗子药,并不是她恨耗子到什么地步,而是因为她还藏着很多钱,怕那些钱也被耗子啃了。

 

二大爷头发胡子蓬乱,又爱唱蒙古歌,村里人就都叫他腾格尔。他是个一米八几的大高个,很瘦,但骨架巨大,像是从课本里走出来的原始人。他有一双大脚,穿鞋要四十七八号,总是买不到合适的鞋子。每次去乡里,他都得托人给进特大号的鞋。

我们成了邻居后几年,两家园子中间的隔墙被雨水泡塌了,二大爷和父亲商量重新起墙,因为父亲每天要去学校上班,两人便约定,由我们家准备垒地基的石头,二大爷垛墙。父亲请了三叔四叔和村里的几个人,到南山的石崖上,用炸药炸出许多大大小小的石块,套上车一点一点拉回来,堆在园子里。再过了一场雨之后,二大爷高大的身影就出现在那儿,他干活极快,迅速地挖好垒石头的沟槽,然后把石头砌进去。这是他的拿手的活计。我常过去,帮他搬搬小一点的石块,打打下手。等他垒完两尺多高的石头地基,我总会感到某种不可思议,似乎成百上千块石头都按照尺寸、形状、大小提前准备好了,每一块放在哪儿,挨着哪一块,也都有着规划,移动一块而不能。我心里觉得好奇,曾偷偷把几块石头挪了位置,但过不了多久,他干着别的活,偶然看一眼地基,走过来这儿挪一点,那儿垫一下,把我动过的地方几乎恢复到原样。

他这副好身板,干活也并不总是优势,每年夏季薅草,或者秋天割大豆,都是他的苦差。薅草时,庄稼才不过五六寸高,而他将近一米九的个子,即便是蹲下,腰还是要弯成好大一个弯,头压的低低的,像一只巨大的煮熟的虾。等两个儿女稍大,他便不太参与薅草,但秋天割大豆却不能不去,豆子熟了,秋老虎还厉害,晚割一天,就会有好多豆荚裂开,把豆子落到土里。二大爷的腰实在弯不动了,他想了个招,从家里找两块羊羔皮,绑在膝盖上,跪在大豆垄里,一点一点挪着往前割。我和许多孩子拎着小筐在收完的田里捡丢弃的豆荚,看见他跪着从地这头到地那头,好像一个没有双腿的人。我总是心生一种当时还不了解的情感,大概掺杂着同情和悲悯,心里想:“二大爷,你说你长那么高干吗?”

有一些年,他常年在蒙古人那儿打工,给他们放马、打草,渐渐学会了蒙语。他自己也养马,他的马各个脾气暴戾,喜欢踢人,除了他没人能使得惯。他发了酒疯,或不顺心的时候,常常拿自己的马来出气,但他的马却总和他极为亲昵。二大爷是个彻头彻尾的酒鬼,不干活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喝酒。总是在我们吃饭完的时候,他拎着从供销社赊来的半瓶子散白酒敲我家大门:“刘真海,刘真海,来喝点。”一开始,父亲会把他让进院子,进屋,他们两个就着萝卜白菜把酒喝掉。喝了一会,父亲也醉了,叫嚷着把家里的酒拿上来,再喝掉。二大爷酒量大,父亲醉糊涂之后,他还能摇摇晃晃地走出去,回到东院。几分钟后,就能听见他和三姑两个对骂的声音,摔东西的声音。第二天,三姑会鼻青脸肿地到我家里,跟父亲说:“明天他再来喝酒,你别和他喝,喝完了回去就闹事。”后来再听见他摇晃大门,母亲就会走出去,说父亲不在家,二大爷听完,摇摇晃晃走了。他不在我家喝,却还是会到其他人家,全村在他醉朦胧的眼里,都是酒友。他甚至能在大街上跟一头睡着的猪喝上半瓶。等到家家都知道他耍酒疯,便人人都不爱理他。许许多多个傍晚,他都一个人攥着酒瓶子在大街上晃荡,喝着喝着就睡在大街上了。村人看见,就到他家里去喊团结和秋生把他接回去,姐弟俩费劲地把他拖回去,拖回去他却醒了,又开始乒乒乓乓打起来。

有时候,秋生跳过院墙来我家:“二叔,快去帮忙,我爸掉井里了。”村里许多人家的洋井,会挖一个方三四平米,深四五米的井窖,防止冬天天冷井管冻的时候,可以下去生火烤化。二大爷掉在里面。邻居们七手八脚地把他拉上来,他嘴里还喊着:“喝,喝呀,干了它。”身上并不见一点伤。仅我知道,他就掉到井里三次。人们也常说,看他每天耍酒疯,其实他心里很清醒,他从来都知道会有人来救他。

我常在村里路上碰见他醉酒,看见我,他却一点都不疯,拍着地,喊着我的小名说:“你好好念书,别学二大爷,二大爷完了,啥也不是。”我说二大爷,你快回去吧。他大手一挥,你别管我,你好好念书哇。我心里害怕,就走了。很快从身后传来悲怆的歌声,二大爷唱起了我听不懂的蒙语歌。虽然一个字也听不明白,可他的歌声总让我眼睛发酸,后来我听过的任何歌,都没有他醉酒后唱得那么悲伤,我感觉他的整个胸腔像个巨大的共鸣器,嗡嗡嗡地发出让人想掉眼泪的声音。我当时并不明白,这个人为什么要这样活着,他的歌为什么听得人难受,等我成年了,自己也渐渐尝到人生的种种滋味,才稍稍知道,他心里一定有不为人知的苦楚。即便如此,我还是难以分清,他有家有业,生活过得去,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他心里钉着,让他痛苦地醉和唱。我猜测他有过自己的梦想,他感觉到了一般农村人较为麻木的不被理解。于是我晓得了,有饭吃,有房屋遮风挡雨,并不够,人每个人的心里都还有着其他的渴求。

他唯一的伙伴就是马,虽然他喝醉酒的时候,也常常抽打自己的马,但这些牲口却总是对他忠诚而有情义。许多个冬天,他从蒙古人那儿喝多了酒,骑着马往回走,半路掉下来,躺在冰冻的地上睡死过去。他的马总是卧在他身边,给他挡着风雪,用自己的体温保护他不至于冻死。第二天早晨,二大爷醒过来,看见马鬃上挂了冰碴,就抱着马脖子呜呜哭两声,然后起身,骑着马回家了。

马是他的宽慰,也成了他的索命鬼。当他又一次喝醉酒骑着马往回走的时候,夜里很黑,路上的一个洞崴到了蹄子,马倒下的时候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他的一条腿上,把整条腿的骨头折成好几节。更不幸的是,马腿也断了,动不了,他只能被压在马下。二大爷又哭又喊,可这荒凉的山岗上,十天半个月也不路过一个人,他的叫喊没有任何回应。等终于有人发现,再喊了人来救他时,不但断掉的那条腿废了,没断掉的也不行了。到医院去治,腿还留着,可他再也不能站立,也不能走路,成了一个瘫子。三姑并没有特别的悲伤,只是说:“活该,活该,让他喝大酒,这回看他还喝不喝。”

这时候,因为秋生结了婚,房子留给了儿子和媳妇,三姑和二大爷搬到我们家西院对面的一户人家里。二大爷大小便都难以自理,身体恶臭,他就住在一间仓房里,过了几个月,觉得好没意思,就不想再活了。女儿团结从婆家回来,去给他送饭,他就用棍子把她打出去,把饭碗打碎。过了十多天,他就这样把自己饿死了。

二大爷死后很久,我放假回家,才听说这些事情。我想起他拍着地和我说:“好好念书,别学我。”也想起他跪在田里干活的样子,还想起,每到过年的时候,他都到我家把我用完的作业本要去,用来卷旱烟抽,还笑着说:“一辈子不识字,抽你这个作业本,也算是喝墨水了。”我记得的这些他活着的事,使我知道,村人们的日子并不只有一种缺吃少喝的苦,也还有别的,他们辛苦地种着土地,可心里的那块田,却什么也不长,只是干裂,粗粝,磨他们自己的胸膛。而他最后离开人世的方式,更让我对活着有了新的认识。他绝食的最后几天,妻子儿女都不再坚持要给他吃东西了,他们看出他死意已绝,更在心里清楚地知道,这样活着不仅仅是痛苦,还是屈辱。他们,甚至和所有的村人,都悄悄默认了他的选择,人们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活法,都说:“瘫巴了,还活个啥,活着都遭罪。”在这样的时候,人们本能做了一个成本最低的选择,残忍,无奈,又仿佛很自然。

我曾设想过,用他的人生写一篇小说,人人都说这是绝好的素材,可又总觉得,我写得再好,也不能缓解他的任何痛苦。现在我记下这些,与其说是为他最后的绝望,不如说是为我仍活着的希望。在一个朋友的博客里看到周云蓬说:“如果一种痛苦不是你的,你就无法理解。”根本上讲,是这样,谁也不能代替谁活着,但人之所谓人,互相引为同类,不就是因为我们在苦难面前毫无差别吗?即便我们卑微如草芥,如兔如狐,也还是风吹草同低,也还有着兔死狐悲的伤感。

 

西邻

 

相比东邻,西邻一家的故事要平淡许多。

西邻一家人姓孙,和我家交往不多。男人叫孙义,比父亲略小,家里的小孩也比我小许多,是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小强。小强长到十一二岁的时候,突然又生了个小儿子,不知家里是怎么想的,给取小名叫二蛋。意思是第二个带蛋的,还是有两个蛋,不得而知。即便是农村,他也是小孩子里唯一一个名字里有“蛋”字的小家伙。孙姓在村里也算是大姓,人口也较兴旺。孙家有个老爷子,叫孙占虎,也就是西院孙义的父亲。

孙占虎戴着一副老花镜,背着小孙子二蛋,在大街上碰见我,总站住说:“这村里,就看你们老刘家和我们老孙家了。”至于看什么,我也不甚清楚,大概是我们家族里自我之后陆续几个兄弟都念了大学,而他二儿子的老大也上了大学,老二学习成绩也还不错。他还会骂背上背着的二蛋和他哥哥:“他们哥俩就不行,念书不好。”二蛋就偷偷地把鼻涕抹在他爷爷背上。

孙占虎还有个小儿子,一直打光棍,人有些头脑简单,只知道做活。光棍到四十几岁,孙占虎觉得不行了,刚好村里跑来一个逃荒的妇女,带着两个女儿,找人说了说,嫁给了他小儿子。这事让孙义不太高兴,他说光棍都打了这么多年了,还结个什么婚,累死累活不都是为别人的种忙活了么?孙占虎就骂他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孙义两口子很能干,种地也是一把好手,渐渐存了些钱。九几年的时候,牛羊渐渐值钱许多,他把积攒了十几年的继续,都买了羊,在大生小,小长大,竟有两百多只。小强在初中读书,成绩好差,孙义就把他叫回来给自己当了羊倌。

放了三年羊,小强过了十八岁,孙义张罗着给他说媳妇。媳妇说成了,是下边沙那水库那边的人,到他家来住,不做饭不洗碗。西院孙义老婆到我家来借筛面的罗,和母亲牢骚:“啥饭也不会做,就会吃,吃完一抹嘴。”很是不满。但小强对象也还不满,媒人给介绍的时候,早定下了结婚一年内得有三间新砖房,孙义也答应,可等领了证,就说这一百多羊卖了亏,房子先不着急盖,有这么多家底怕啥?小强媳妇心里不畅,正在忙着薅草的时候,自己坐班车悄悄回了娘家。小强在坝后放羊回不来,只能孙义媳妇去请,却请不回来,说不盖房子就离婚,不回来了。

孙义低头了,羊还是不舍得卖,东拼西凑借了钱,买砖买瓦,南梁上放炮起石头,找人帮忙请工匠,花了两年时间,终于盖起了房胚子。小强媳妇知道家里动工,坐着车回来,此后就当了家,孙义和老婆都小心翼翼地。

新房盖起,立在我家院子西边,却一直没装修。隔不过一年,孙义跑到黑龙江去种土豆,不几年把羊都卖了,一家人搬到黑龙江去了。8月份回家,西邻换了人,村里另一家住了二十多年仓房的人家买了他的房子,装修好,住了进去。孙占虎很不服,气鼓鼓地说:“孙义这傻种,自己费劲盖的新房子,自己一天没住上,让人家捡了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