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沈弘先生出版《天城记忆》和《西湖百象》两书,分别收录了费佩德(Robert Fitch, 1873-1954)和甘博两个美国人在清末民初拍摄的杭州照片。甘博的中国旅行照片因得杜克图书馆的收藏,我之前贴过一些。而费佩德长期执教于钱塘江畔的之江大学,和梅滕更、司徒雷登等同属来华西人中的“老杭州”,因此留下的西湖影像更多,其中部分也曾登载于《教务杂志》。费佩德的父亲费启鸿(George F. Fitch, 1845-1923)是北长老会传教士,1888年开始出任上海美华书馆负责人,之后并兼《教务杂志》的总主笔,于在华新教教会中极有影响。费启鸿的幼子,费佩德的弟弟费吴生(George Ashmore Fitch, 1883-1979)亦常年在华,汉名“吴生”可能是因为他出生于苏州。费吴生抗战期间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干事,亲眼目睹和见证了日军南京大屠杀,因其留下的宝贵记录而为更多国人所知。

近些年来中西交流史研究繁盛,外国人在杭州的活动,无论是明末清初还是清末民国,都有许多学者关注。晚清以来,许多外国人撰写有关于杭州的著作,综合类的以克劳德(Frederick D. Cloud)的《天堂之城杭州》(Hangchow: the city of Heaven)以及费佩德的《杭州旅录》(Hangchow Itineraries)最为详细,而其他旅行手册之类的书籍则更多。此处要说的,是更早撰成的一部书,即英国人慕稼谷(George Evans Moule, 1828-1912)所写的《杭州纪略》(Notes on Hangchow: Past and Present)。

和费氏家族一样,慕氏也是与中国,与杭州关系极深的传教士家庭,而且活动时间更早。慕稼谷的父亲亨利慕尔(Henry Moule, 1801-1880)是多塞特教区的牧师,同时他还专注卫生技术,1873年他发明并获得了英式土厕(earth closet)的专利,即为现代座便器的前身。亨利慕尔八个孩子中有三个成为著名传教士,慕稼谷和弟弟慕雅德(Arthur Evans Moule, 1836-1918)都是安立甘会教士,分别于1858年和1861年来华,早期都在宁波。太平天国之后,慕稼谷于1864年到杭州,开始安立甘会传教。慕雅德在1876年到杭州主持浙江教区,而慕稼谷在1880年升任安立甘会华中教区主教。两兄弟中,慕雅德著述极多,仅我搜集到他撰写关于中国的书籍就有十种之多,而慕稼谷相对就更重事功(到他们儿子这代正相反)。

慕雅德的儿子慕华德(Walter S. Moule)和慕稼谷的儿子慕阿德(Arthur C. Moule, 1873-1957)也都是安立甘会传教士,慕华德自1888年开始,主持圣公会在宁波的三一书院共三十年。而这个家族中学术成就最高的则是慕阿德,他在华传教数年后回国,专心研究中西交流史,成果斐然,在1933年接替了翟理斯成为剑桥大学的汉学教授,其著述中最具影响的,是1938年和伯希和一起校注出版了《马可波罗行纪》。1957年,慕阿德还出版了《行在考》(Quinsai, with other Notes on Marco Polo),着力考证《马可波罗行纪》中的Quinsai 正是“行在”音译,也就是杭州。慕阿德出生在杭州,逝世当年出版考证杭州历史的著作,终于见证了这个英国家族与万里之外“东方天城”的百年情结。

慕稼谷的《杭州纪略》(Notes on Hangchow: Past and Present)写作于1889年,由别发印书馆(Kelly & Walsh)出版,后有1907年出的增补版,并加了地图。此书原本是慕稼谷在当年杭州传教士会议上的发言稿,简述杭州概况和基督宗教在杭州历史,后整理出版,初版只在私人流传,因而印量极少,如今相当罕见。北京、浙江各地都难寻到,海外亦只有大英图书馆和哈佛等寥寥几处藏有1907年版。唯独徐家汇藏书楼收有初版。前日去时,顺便调了此书出来,通读一遍。藏书楼此书,来自原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图书馆的收藏,在书末夹着的登记卡片上,看到上一个调阅此书的是“Mr. Waller ”,时间是1918年2月18日。或许他是慕氏家族的亲朋,又或许他正准备去杭州度假旅游,百年已过,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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