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死为止,舅爷都只是个光棍。

从我记事时起,舅爷就住在我们村。舅爷是奶奶的弟弟,老家在很远的地方,我长大后一直疑惑,他怎么会跟着奶奶一起嫁过来。据说,来到这儿后,舅爷再也没有回过家。

舅爷的大部分人生都在和羊打交道,他是我们村从业时间最长的羊倌,前后加起来差不多有二十年,而他去世时,也才五十几岁而已。在我的印象里,他始终是那个样子:高个子,面目黝黑,牙齿发黄,粗大的鼻孔和嘴巴,说话时总带着一种嗡嗡声。这样的容貌,按说在农村来说也不算多么难看,何况一副好身板是哪个过日子的女人都需要的,可舅爷一辈子没恋爱过,更没结过婚。我的记忆里,他也相过几次亲,最后都因为穷困而不了了之。在乡村,结婚是为了过日子,过日子不图好看,图的是家底厚不厚。但写这篇文章之前,打电话给母亲确认这件事,她和三叔说,舅爷从未相过亲。这不止提醒我记忆之不可靠,更更我为他的慨叹更深一层,舅爷连组建家庭的可能都没有过。

在老家,舅爷不是没有亲戚,他还有一个亲哥哥,只是十几年间都很少走动。奶奶过世早,我无缘问她舅爷跟着她来的原因,而其他家人们,似乎并不怎么关心这原因,他来的初衷,也就成了一个谜。我七八岁的时候,不知是怎样的机缘,他老家那边来人了,是舅爷的一个堂弟,排行老四,我们称之为四舅爷的人。四舅爷是一个老客,也就是倒卖各种东西的行走商人,他来我们村,是七拐八拐地知道村口有一片上好的林子,过来收购木头的。成千上万手臂粗的檩子从林子那儿被砍到,拉到舅爷的小院里垒成垛,四舅爷放了话,雇人剥树皮,5分钱一棵树。全家老少都上了阵,加上村里的其他人家,差不多有五六十号,在舅爷的校园里一条一条地往下撤树皮。那一段日子,应该是舅爷舒畅的时候,卷根含烟,叼在嘴里,抱着膀子,立院子当中,吆喝孩子不要乱跑。四舅爷跟着装木头的大车走后,舅爷像破了洞的气球,整个人都消沉下来。

我想,他是想家了。他只身到这儿来,没有户口也没有土地,是一个外人。最开始,他住在奶奶家的一个小仓房里,但后来随着家里人口渐渐增多,他就被挤了出去。那一段,舅爷处在人人嫌弃的地位,大家不理解,一个正当壮年的汉子,何以每天憋屈在山沟沟里,不出去闯荡闯荡。他却抱着膀子,东家西家串。终有一天,经不住奶奶日日夜夜的唠叨和家里人的冷言冷语,舅爷跟着村里人出去打过几年工,去处也不外东北一些城市的建筑工地。前后也就两年的样子,他回来,然后开始放羊,这也成了他终身的业。因为做羊倌,十里八乡的村子,他呆过很多,有时候在这村干一年,有时又在那村干一年。我记不清,家里人也记不清他哪一年回来,就再也没离开过。如果把舅爷当做一个参照物,我常常会感到时间并不守恒,因为他的离开和归来,似乎都是突然间,而这两个突然间的空隙,很可能隔着无数个日子。舅爷的身影,是对时间流逝的提醒,而他始终毫无改变的生活状态,却又质疑了时间。现在回想起来,不止这个村子,即使在小小的家族里,他也是个边缘人。我不记得他出去打工的那些年,有谁提起过他,有谁给他去过信。在春耕秋收的、柴米油盐的节奏中,这个人似乎并未存在过。后来,他回来了,身无分文,不管谁问他,他都不吐露自己是否赚到了钱,如果赚到了,钱怎么会一分不剩。他又重新操起了鞭子,放羊。

在我家前面几十米,有一块空地,叔叔们在西边的荒地上脱了几千块黄土坯,晒干后运回村里,给舅爷盖了两间土坯房。大概就从这时候开始,舅爷才算真正进入了村里的生活秩序。村干部左右腾挪,把另一个死掉的人户口转给他,也顺便分到了几亩薄田。又经过许多次的转、换,他的几亩地集中在了我们地附近。舅爷不会种地,也不愿意种地,把地给三叔种,到秋后,三叔供给他一年的吃粮。无论如何,舅爷至少锅里有了米,不至饿肚子。

不知为何,这栋新盖起的小房,两年之后就变得很破旧。窗户没有玻璃,是用塑料布封着的,但很快就露出许多大大小小的洞。屋檐上的木桩缝隙,有鸟雀也燕子做了窝,把白色和灰色的大便拉在上面,风吹日晒之后,看上去就有了日月侵蚀的意思。门上一把生锈铁将军,有时候锁着,有时候没锁。我同一些孩子便经常趁没锁的时候钻进去,胡乱翻他家里有没有好吃的好玩的。这种期望,很少得到过满足,那儿什么都没有。锅灶立在七八平米的外屋,墙角堆着一推他放羊时从山上捡来的柴火。泥抹的锅台因为刷锅水的一次次蚕食,已经坑坑洼洼,锅台上摞着两个铝盆,旁边是菜刀、案板和一副碗筷,锅里常常有厚厚的一层小米锅巴,已经干裂到卷起了边。整个外屋的墙壁和顶棚都是黑色的,他的灶不好烧,每次做饭都有太多的烟熏火燎,年深日久,外屋就像一眼黝黑的窑。

放羊回来,把各家的羊赶回去,天已经黑全了,他在一个人做饭。偶尔,蒸了馒头或豆包类得干粮,母亲会让我们叫舅爷来家吃饭,他总是歪着脖子说不去,似乎很生气的样子。我们回去回话,母亲就说不吃拉倒,但饭后还是会让我们把干粮给他送一些。我们走进阴暗的屋子,舅爷端坐在土炕上,面前摆着桌子,桌上有一些咸菜,看我们进来,又是很不高兴地说:“怎么才来,我都等半天了。”他开始大口大口地吃饭,舅爷的饭量实在惊人,他一顿能吃七八个馒头。他几乎很少吃菜,连咸菜也少,常常是往一大碗小米干饭里泡些盐水,捧在手里呼哧呼哧地吃。有一年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刚吃完午饭,舅爷突然笑眯眯地进了屋,从怀掏出两个月饼给我和弟弟。母亲拦着说我们买了,你自己吃。舅爷说吃够了,这回吃够了,我买了四斤月饼,一口气吃了三斤半个,实在吃不动了,这俩给他们吃。舅爷依旧抱起膀子,咧着嘴似笑非笑,看着我们啃食月饼,眼神里有一种温情。当时的我们,并不懂这眼神内里的含义,只是觉得月饼好吃,只是羡慕他一个人可以吃掉三年半月饼的奢侈。

九几年的时候,村里面的羊突然多起来,羊毛、羊绒和羊肉也比从前更值钱,羊倌的放羊钱也水涨船高。那两年大概是舅爷生活最滋润的日子,他甚至找电工,从外面的电线上拉了一根线,给自己的小屋接了一盏15瓦的电灯。没有月亮的夜晚,我们从奶奶家回去,就会看见从前那扇黑洞洞的窗户有了光亮,隔着塑料布,有一个人影坐在那儿。舅爷还买一台黑白电视机,但抱回去后却没有人影,一片雪花,立得很高的天线杆围着小房子摆了个遍,也只是雪花。一群孩子跑过去看电视,看了一会屏幕上的雪花,听了一会哗哗声,就厌了,四散而去。可舅爷竟然能大半宿大半宿地盯着雪花看,好像他能从那儿看出了天线接收不到的故事一样。几天后,他把电视退了回去,换了一台小收音机,又开始每天转着按钮调台。

牛羊越来越多,他的收入却越来越少,许多人家的羊群过百之后,便感到雇一个羊倌太亏了,便两三家合伙,一家一天自己放羊。舅爷羊群里的羊少了一多半,从五六百只下降到两百多只,收入自然减少。很快,那根从空中横拉出来的电线,因为没交电费又被收了回去,那栋越发破败的孤独的小屋,重归黑暗。第二年的大年初一,我们去给他拜年,敲了半天门才开,舅爷穿着他的大黑棉袄,眼角带着厚厚的眵目糊。过年好,舅爷。我们喊。啊,上屋里吧,他说。他的屋里冷极了,似乎好几天都没有生过火,我看见土炕上堆着两床露出棉絮的被子,为了御寒,他把所有能盖的都盖上了。炕的另一边,盆里有一坨冻僵的黑面团,另一个盆里是冻着冰碴的碎酸菜,看不到一点肉星;一个盖帘,放着十几个饺子。我们觉得自己身上新做的衣裳,和屋子里的气氛很不对劲,扭扭捏捏着转身要走。等一下,舅爷叫住我们,然后从炕席地下摸出一把钥匙,打开炕梢的一个小箱子,手在里面摸了半天,掏出一把块糖,给每个小孩两块,自己也剥开一块丢进嘴里,说:“吃吧,可甜了。” 说完又钻进被窝里,却没睡,眼睛盯着房顶。我们觉得无聊,赶紧出来。

这天中午,我又去给他送一盆热好的杀猪菜,看见舅爷把屋子收拾了一下,蹲在灶坑边上,捧着大碗喝一种白色的颗粒状的东西。我不知是什么,闻起来有一股豆子的香味。我眼巴巴地看着他,他停下来,说:喝一口。我喝了一口,哪里是什么奇特的美食,是磨豆腐剩下的豆腐渣。我恍然记起,年前磨豆腐时,舅爷拎着一个尼龙袋子把三叔、四叔和我家的豆腐渣都要去了一些。这些东西,一般是用来喂猪的。舅爷接过自己的碗,哧溜哧溜喝了两大口,说:“好吃,我放了白糖,没吃过吧?这叫雪花粥。”没错,浆水里的豆腐渣雪白,漂浮,的确很像雪花。应该是从那一刻起,我幼小而单纯的内心第一次感觉到了悲凉,虽然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个词,也不知道它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情感,我只是觉得难过极了,舅爷可怜极了。

但是等到现在,我自己做了成年人,且渐渐亲历生活的艰辛,才明白对舅爷的一生来说,缺衣少食、天寒地冻都不是难熬的,他的最大痛苦应该是孤独、孤单,不,还是换一种农村的说法吧——空落落。他最大的痛苦是没有尽头地面对自己心里的空落。白天,他赶着羊群走到山里去,那儿什么都没有,纯正的荒山野岭,从日出到日落,一年三百六十五个日子,天天如此。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地面对一无所有,该是一种多么沉重的空落落啊。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不知道什么大自然的美,更不会了解所谓一个人的宁静,他所能感觉到的,同其他所有平凡人感觉到的一样,是空虚寂寞,是想有个伴儿,是想找个知冷知热的人一起过活。几次相亲失败之后,过了好几年,村里的另外一个老光棍结婚了,娶了一个讨饭的妇女,带着两个孩子。有人鼓动舅爷,也娶个二婚的凑合过算了,他却不干。“我可不想拼死拼活去养别人的孩子。”他有点生气,觉得自己应该永远到不了那个地步。此后,再无人张罗给他找媳妇,他自己也从来不提。久而久之,不管他自己是否习惯和愿意,周围的人已经习惯了他一个人生活。

念及他打工回来时身无分文的谜团,我曾天真地想象,舅爷出去打工的那几年曾遇见过一个女人,他和这个女人产生了感情,甚至是爱情,并且有过同床共枕的缘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分开了,舅爷把所有的积蓄给了女人。从内心深处,我希望他有过这样的一段人生,如果这是真的,他在空旷的山野里,在又黑又冷的小屋里,至少还有记忆作伴。如果人死后有灵魂,我不知道舅爷是否愿意接受我的这种设想。我深知这种想象,对于他而言太过浪漫和传奇。好吧,如果他不反对,我还做过另一种假设:在建筑工地卖完了力气,在城市的灯红酒绿中,舅爷被拉客的小姐拉进了洗头房。他有些羞怯,有些渴望,有些冲动,也有些不知所然。但小姐已经看准了这个农村人的软肋,三下五除二就把他给办了,事后,舅爷心疼那些钱,可又觉得一切都值。他的胆子会变大,他懂得了讨价还价,他拼命干活,然后到昏暗的房间里去消耗欲望……也许他很倒霉,被捉住了,不但蹲了几天班房,还被警察没收了所有的钱……

这像一篇小说的情节,然而,相比较他一辈子循规蹈矩所走过的刻板的正途,我宁愿他有这个版本的一段人生,这其中,或许有短暂的恐惧和屈辱,但对这样一个孤独的生命来说,它是值得的,伴随短暂的恐惧和屈辱,他却从其他方面获得了完整,哪怕仅仅只是形式上的。

我不知道舅爷是那一天死的,只是仿佛某一次放假回家,他那栋破旧的小房子换了主人。有人家买下了它,推倒,重新盖起砖房,垒高院墙,开辟菜园子,打下水井,又一户普普通通的农家院就此诞生。舅爷没了,他存在的痕迹也没了,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因为不属于家族的人,他的坟不能进祖坟,只能找一处偏远的山坡埋掉。和家里人聊起他的死,都说舅爷是死于哮喘。我确实清楚地记得,他总是大口大口地喘气,使出浑身的劲儿,弓着腰咳嗽,气流嘶嘶4划过他的气管,脸红眼突了一会,终于咳上来了,恨恨地往地上吐一口浓痰。本就肺不好,有一段他还抽起了旱烟,何况他的日子常常与自然界的寒来暑往交错,身体早就在很多地方糟透了。他的哮喘病很重,从没看过医生,也几乎不吃药。“没用,那玩意都没有,糊弄钱的。”这是他对药物的看法,根深蒂固,他当然知道药有药的效用,可更觉得,忍受痛苦要比花几块钱要合算得多。他死了,我不觉得是死于身体上的病。他这一辈子,当得上“孤苦伶仃”四个字,我无法想象在离去的那一天晚上,躺在破旧的、满是土味和烟味以及腐烂的衣服味的炕上,舅爷想过什么;我也无法想象他是否流过眼泪,是伤过心;我甚至无法想象他作为一个人该有的悲欢离合。也许他问过自己:我要死了,我这一辈子活得真窝囊,真憋屈,我要死了,没儿没女,埋不到祖坟……

在后来的岁月里,如果我不问起,家里人很少会想起他,只是每次过年过节的时候,父亲和叔叔们仍记得骑摩托车翻山越岭,到他的坟前,捡一根树枝,围着坟头画一个院子,然后跪下烧几张纸,嘴里念念叨叨:“过年啦,老舅,出来使钱来吧,小鬼要你就给他点,老舅,出来使钱来吧。”会有一阵风把燃做灰烬的值钱吹起来,盘旋在空中,然后四分五散。这些山头,他放羊时无数次经过,窝在山根晒过太阳,没想到死后还是孤零零地埋在这。他永远一个人面对着此起彼伏的群山和旷野,无论生前还是死后。

我没有正面问过家里人到底如何看待舅爷,其实也无需问,在农村,一切都有它的规矩,人们只是无意识地按着那传了许多年的潜在规矩活着。不论是人,还是猪狗牛羊鸡,都以一种固定的节奏出生和死亡。出生时由衷的欢喜,死亡时真切地悲痛,但在生与死之间漫长或短暂的路上,他们总是一种惯性的漠然,种田收割,吃饭睡觉,婚丧嫁娶。说到底,舅爷只不过是这绵延无尽的序列中小小的一粒尘埃,生也是卑微,死也是卑微。

舅爷的人生,在若干年前已然不可更改,但我今天写他,试图重塑他时,仍感到莫名的悲痛,悲痛于他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一个人生活在这个六十几亿人的星球上。何况,我越来越感到,他所面对的那些孤独,那些空落落,多多少少也是我们终将要面对的。

刘汀/2011-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