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巴东县雄风宾馆洗脚女工邓玉娇杀死、重伤当地官员各一人,迄今已案发月余,事件却持续在海内外发酵。
       不管出于何种动机,杀人肯定是不对的。但对这样一起人命案,举国上下不管是主流、非主流媒体还是街谈巷议,几乎呈一边倒的声援邓女。被刺死的官员,却几乎没获半点同情,反被大加谴责、恶语相加。这种反差甚至正趋向无限扩大:凡对邓女有利的说法,不管真假,支持者不加思考地一律采信;凡对邓女不利的信息,支持者一概不信,反指责警方循情,以致警方办案和舆论朝着相反方向渐行渐远。
       目前,案件还疑云重重:巴东警方通报的案情事实与邓女及其律师所声言的事件经过分歧甚大——如邓女拒绝提供的“特殊服务”是当地警方解释的所谓“异性洗浴”,还是民众普遍相信的色情交易,以及邓女的精神状态到底如何。然而,我们幷不去探讨案情本身,而是从已经被确认的基本事实以及社会反响而言,这个案件已经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为何民众对一名死者有如此的不屑,对一个“凶手”有如此的同情?
       在事件中,死者在要求提供“某种服务”被拒后,拿一叠钞票打人的嚣张作派,激起了广泛愤慨:这些官员哪来那么多钱,到底是公款,还是腐败得来的?他们为何热衷于去高消费的娱乐场所享受“特殊服务”?联系到邓女被不少网民喻为替天行道的“抗暴英雄”,以及越来越多的网民呼吁“多杀几个贪官”,不难找到答案:汹涌民意指向的不是死者个人,而是官员腐败。
       政风腐败、官员穷奢侈欲等等,虽然当前主要呈现在大陆局部层面,却因久积未除,而且有扩散的迹象,已被人视为一种体制性“恶瘤”。于是,凡有官出事,民众往往不问缘由,拍手称快。而这种概念化印象屡获印验后,更加深了植根于公众潜意识中的二元对立图景:一边是拥有政治权力、性权力、金钱权力等强权的官僚,一边是被侮辱、被压迫、被剥削的底层民众。
       最近几年,社会学家们频频用“断裂”一词来概括中国现有的社会结构,其中,官民对立尤为突出。而中共显然也有清醒认识。
      比如去年的贵州省瓮安县万人大骚乱,就被官方视作中国近年来社会冲突的“标本性事件”,揭露了“社会底层积累的民怨不容小视”。官方媒体新华社下属的《瞭望》新闻周刊,更在其文章中特别指出:官员“脱离群众,向上负责”的深层制度隐患,是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的重要肇因,幷提出“民主政治”作为应对之道。
      遗憾的是,近一年来,贵州习水县官员集体嫖幼女案、深圳海事局长亵童案、杭州飙车案等事件不断冒出,激化着官民对立,官方定义的“无直接利益冲突”(以发泄不满,以怀疑一切政策举措,以凡事皆不值得信任为主要特征)愈演愈烈,对中共执政民意基础的冲击日益加大。邓玉娇沾血的修脚刀(警方一说是其随身所携的水果刀,倘若真如此,更可见邓女对社会安全感的失望),只是又一次刺痛了民众的神经。
诚如《后汉书》所说:“治乱之要,其本在吏”,单单疏导民意,只能治标。要弥合断裂的社会,修复官民关系,治本之策在于痛下决心,在以政治改革为龙头的综合配套改革的路上步子要更快一些。只有让官员由民众选举、对民众负责、受民众监督,才能形成标本兼治之态势,才能真正还权于民,让官员由民众选举、对民众负责、受民众监督。
       否则,没有套上笼头的权力还会像脱缰的野兽肆意横行,加剧中国社会结构裂缝。等待这个社会的,很可能是更多像修脚刀一样的谋生工具蜕变为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