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先驱——玛丽·伍尔斯通克拉夫特

书评人:布伦达·马多克斯

VINDICATION: A Life of Mary Wollstonecraft
By Lyndall Gordon. HarperCollins. 562 pp. $29.95

《辩护:玛丽·伍尔斯通克拉夫特生平》作者:林道尔·戈登  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 562页   29.95 美元
宣称自己为某某领域的“开创性”人物,这种做法不仅太过招摇,而且极为危险。但是,女权主义始祖,玛丽·伍尔斯通克拉夫特在两个多世纪前发出的新女性宣言至今仍响彻耳畔。无论是阿比盖尔·亚当斯、埃米琳·潘克赫斯特、弗吉尼亚·伍尔夫,还是其他后来的女权主义者,无不尊其为先驱,受其惠泽。

当1792年玛丽·伍尔斯通克拉夫特写下《女权辩护》一书时,她已有33岁,但却还是处女之身。在目睹她挥霍浪费又酗酒无度的父亲粗暴对待并毒打她母亲之后,她曾发誓永不结婚。从15岁起,她就拒绝接受当时那个男性专制社会。

在当时的英格兰,妇女,连同其所有财产和孩子,都是其丈夫的私有财产。当时的妇女不能和丈夫离婚(除非国会做出离婚裁决),并且任何对丈夫的抗议都会给妻子带来危险——这些抗议会被轻易地驳回,而抗议的妇女则会被认为是得了癔病而受到惩罚。正如林道尔·戈登这本经详尽研究而写成的伍尔斯通克拉夫特的传记——《辩护:玛丽·伍尔斯通克拉夫特生平》清楚指出的那样:每一位身处18世纪的妻子都有被关进疯人院的危险。

然而,对于一位没有经济来源的单身女性,除了结婚,她还能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呢?惟有去当学校老师、做有钱太太们的伴侣、家庭教师或者妓女而已。自学成材的伍尔斯通克拉夫特虽然得到不少好心肠又博闻广识的师友的帮助,还是摆脱不掉一般女人的命运,只是她没有沦落到当妓女的地步。24岁时,她开始尝试着自谋生计。当时的她满脑子卢梭主义思想,在一位阔寡妇的资助下,她与一位闺中密友在北部伦敦合办了一家女子学校,试图推行卢梭的自由教育理念。学校关闭后,她去了爱尔兰,当上了有钱的金斯博鲁家族的女家庭教师。这时,她开始写作她的第一部小说《玛丽》。但是,由于女主人金斯博鲁夫人对智力超群的她心怀嫉恨,伍尔斯通克拉夫特失去了家庭女教师的职位。此后,她得到一位名叫约瑟夫·约翰逊的伦敦出版商的赞助。这位出版商同意出版她的作品,还为她在圣保罗大教堂附近找到了一个住处。有了出版商的资助,29岁的伍尔斯通克拉夫特下定决心靠她手中的笔杆子来谋生和补贴家用。

在约翰逊的社交圈子里,她遇见了世故的德籍瑞士裔艺术家亨利·富斯利。长相标致的伍尔斯通克拉夫特有一头蜷曲的头发,丰满的体型和梦幻般的褐色眼睛,但是穿着很普通。这使得富斯利为她取了一个“不修边幅的女思想家”的绰号。尽管这样,伍尔斯通克拉夫特还是迷恋上了有着“高贵灵魂的”富斯利,还提出搬过去与他们夫妇住在一起。就在她对富斯利的爱恋落空的这一段时期,她写下她的名著《女权辩护》。在这本既带来喝彩又招致非议的书中,她激烈抨击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女性在教育上受到的种种限制,这种压迫和限制使得女性沦落到“无知和依赖男人的”的地步。

被富斯利抛弃之后,她孤身一人奔赴巴黎,去亲自观察那场宣称要恢复女性“天赋”权利的法国大革命。然而,她在巴黎看到的根本不是一个自由的天堂,却是一个充满血腥和恐怖的屠场。她目睹了路易十六被遣送往国民公会。通过审判,国民公会后来把这位法国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她曾这样写道,生平中第一次,“我不敢熄灭蜡烛睡觉。”

在法国期间,她邂逅了富有冒险精神又有才智的美国作家,查尔斯·伊姆莱。她把童贞献给了他,并迷恋上肉体享受。不久,她就有了身孕,生下一个女儿。伊姆莱去了英格兰,并邀她前去。于是,伍尔斯通克拉夫特回到了英国,但伊姆莱根本就没来接她。绝望之余,她试图自杀,但未遂。无动于衷的伊姆莱随后指示她前去斯堪的纳维亚,为他找回一份子虚乌有的丢失的财宝。伍尔斯通克拉夫特的寻找当然是徒劳无功的。伊姆莱从来没有兑现过要把她们母女接过来一起住的诺言。他早就有了新欢。而伍尔斯通克拉夫特的斯堪的纳维亚之旅使她写下了一本书。她写给负心汉伊姆莱的许多至为感人的信件表明,一个女性主义者也可以同时是一个在涕泣中哀怨等待的女人。

最终,伍尔斯通克拉夫特回到了伦敦。在又一次的哭泣和等待之后,她选择了自杀,但还是未遂。此后,她遇见了其貌不扬的哲学家和激进的社会改革家威廉·戈德温,两人渐渐产生了爱情。尽管这一次的爱恋已不再是单纯肉欲的,但很快,伍尔斯通克拉夫特又一次怀孕了。戈德温表现出了正派作风,他娶了伍尔斯通克拉夫特为妻,尽管此后两个人并没有住在一起。但是老天偏偏对女人这么不公道。38岁的伍尔斯通克拉夫特因产后血中毒而离开人世。

敢于开拓又有深厚学术功底的戈登通过她的传记证明,人们对传记作家常有的怀疑——“我们真的还需要另一本某某的传记吗?”是纯粹多余的。此前,已有许多人写过伍尔斯通克拉夫特的传记了,其中有克莱尔·汤姆林森写于1974年的开创性作品《玛丽·伍尔斯通克拉夫特的生与死》。戈登的这本不落窠臼的传记把这位早期女权主义者置于法国大革命和美洲革命的宏大时代背景中,来加以研究。伍尔斯通克拉夫特在大西洋两岸所目睹到的一切,驱使她为女性权利和女性的独立发出呐喊,同时她也呼吁人们终结“万恶的奴隶贸易”。

另一位作家古德尔写的伍尔斯通克拉夫特的传记,拖泥带水,主次不清,还经常写跑题,尤其是写伍尔斯通克拉夫特北欧遭遇的那些篇章,应该大大删减。古德尔的书中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关于伍尔斯通克拉夫特的身后影响,她死后的声誉以及她两个女儿的情形,这点倒还可以理解。伍尔斯通克拉夫特的第一个女儿22岁时自杀身亡,原因是她认为没有人想要她。她与戈德温结合生下的女儿,也叫做玛丽,后来成为诗人雪莱的夫人。玛丽·雪莱后来写下了著名的《弗兰肯斯坦》(最早的科幻小说)。

而戈德温,依照伍尔斯通克拉夫特的临终遗言,是“一个世界上最好、最仁慈的男人”,反而说了一些令她的反对者感到快慰的话。在他的《回忆<女权辩护>作者》一书中,他称其已经亡故的妻子为天才,但同时,把伍尔斯通克拉夫特说成是一个沉溺于婚外恋情的女人。

戈德温的说法使她在死后不断遭到后人的攻击。罗伯特·布朗宁就曾经在诗作中诽谤过她。女权主义者们也一度疏远她,因为担心她放纵的形象会破坏她们的女性主义事业。即便是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他曾把伍尔斯通克拉夫特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通读过两遍,也在笔记中将她称为“这个疯狂的女人”。

但实际上,她一点也没有疯,她只是太过勇敢了。她的勇气,一如她的雄辩,至今仍难有人相匹敌。“该是在女性举止言动方面兴起革命的时候了,”她在《女权辩护》中写道,“该是归还女性尊严的时候了——同时,为了改变这个世界,身为人灵一份子的女性也要努力改进自身。”(李海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