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则消息不胫而走:我的新作《风语》有书商出500万天价我不给。我凭什么“见钱不眼红”?媒体作出种种猜测,“虚假说”、“作秀说”、“炒作说”,众说纷纭。

我可以负责地说,事情是真的,确有北京某书商三赴杭州要我书稿,报价从300万起,涨到500万。为什么涨?因为我不给。是我耍大牌?不是——我不是个摆谱的人。是我视金钱为粪土?也不是——我没那么高境界。那么我为何不给?理由很简单,我还没脱稿,对方只字没有看过。这种天价,不给我荣幸感,只让我觉得不可理解。至少,我想他们不是冲着我的作品来的,而是冲着我的名声来的。我是个作家,不是什么明星,我希望你重视我的作品,而不是我的名声。问题就在这里。

文学的艰辛和孤独确实令人沮丧,而当中有一半缘故来自文坛本身。当今文坛之平庸、弱智昭然若揭,体现在出版上,就是一个在成长中的作家要出书太难了。出版不以质量而论,而是以名气论,七年前我打磨了十年的心血之作《解密》四处被退稿,今天我还在想象中的文字已经有人等着、抢着要出版。

其实,麦家的作品这些年是越写越差,之所以出版者给他如此高的“待遇和荣誉”,只因这些年他阴差阳错,浪得了一些虚名而已。虚名比作品重要,虚名可以让一堆垃圾文字砍掉一片森林 (名人之作当然要用上佳的纸张出版,据说好的纸都是用原木打浆制造的)。与此同时,我们大量无名之辈的心血之作只能锁在抽屉里,或在网上晒晒。文学的艰辛和孤独令人沮丧,文坛和出版界之平庸、弱智其实更令人沮丧。

我一直在想,中国作家成了名后,要写出好作品的几率大概只剩零点几了,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挑战和考验太多。打开手机,几乎每天都有陌生人给你打电话,请你参加各种活动,对各种时兴发表见解。如果拒绝,对方会振振有词地谴责你。记得成都有一位女记者是这样“教导”并指责我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一向是中国文人的美德,你成了名当然要为他人谋利益,要善待他人,要乐于牺牲。我以自己推想名气更大的作家,想必他们受到的类似“教育”和谴责一定更多,牺牲也更全面——包括写出好作品的几率。

我现在十分怀念十年前的那种写作状态:每天固定时间写,写得顺多写一点,不顺就停下来玩,读书;就像个农民种地,天气好多干一点,刮风下雨了回家数芝麻去。东西写好了,放在抽屉里,反正没人要。几个月后,兴致来了又拿出来看看,孤芳自赏,发现问题改一改。问题太大,索性不要了,重新开头。《解密》我写了十年,原因就在于反复写,彻底推翻地写了三遍,局部修改至少有二十遍。我一直认为《解密》是我迄今写得最好的作品,我也靠它总算过了作品的“出版关”。但不要忘了,其发表和出版历尽坎坷,开始我很识相,投了几家省级刊物和出版社均被退稿,历时一年有余,最后我烦了,就不知天高地厚投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和《当代》杂志社。算我运气好,碰到了识货的人,隆重推出了。回想起来都觉得有点后怕。

这就是我们的出版界,认人不认作品;作品写好了还要运气好,像中彩票一样,要碰到伯乐。这些年,出版社为了一部名家的稿子恶性竞争的例子时有发生,其实何必呢?我经常看到一些无名作者的好稿子,推荐给出版社,他们总是不要,宁愿要一个名作家的烂稿,甚至是想象中的稿子。这显然不是一个成熟的出版界。

麦家:作家,编剧,作品有《暗算》《风声》《风语》《解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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