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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代表軟實力?

“我上網搜索了一下關於這個風波的報導,發現有統計說當時99%民都反對“一個章子怡頂一百個孔子”,那我可能真是那該被板磚拍死的1%。”

——洪晃

2009年的平安夜,如果洪晃女士在第一時間接到消息,想必會在iLook總編室裏坐立難安,天人交戰一番。喜的是新年第一期雜誌價格已經漲到不可思議的地步(這一決策經歷過任何市調嗎?),章小姐的新聞對於刺激銷量不無裨益;急的是雜誌已經下廠付印,刊首語中放話“章子怡就是中國軟實力”的言論業已成為呈堂證供。為時已晚。

 

在隨後跟進事件的某週刊報導中,非常惹人遐想地開了一個小天窗:在描述章與猶太男友的爭執中,男方有一句未完的對白:“你又不是XX此舉引來多方揣測,究竟是有心還是無意?網友更自發開展填字遊戲,人人躍躍欲試。一時之間似乎人人都非常清楚“章子怡不是什麼”,那麼關於“章子怡是什麼?”這一課題,我們又是否厘清?

 

章子怡作為一個品牌Brand,無疑遭遇了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形象危機。

 

章子怡作為一個明星Celebrity,以海灘偷拍打響開年頭炮,再以“墨攻事件” 09年娛樂版壓卷,提供話題可謂鞠躬盡瘁盡職盡責。危機公關水準卻是有高有低:海灘豔照迅速人間蒸發甚至引發怨聲載道的“互聯網清理運動”,顯示了章團隊只手遮天的辦事能力,而今次未能掌控事態發展實是有心無力,非戰之罪。角力對手過於強大,惟歎“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章子怡作為一個演員Actress,從來不是以演技而著稱的,然而其個人野心/抱負(Ambition)卻是有目共睹。世事往往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章的世俗進取心助其開拓事業的世界版圖,同時也是今日坐困愁城的根本原因。

 

章子怡作為一個象徵Icon發展軌跡與中國的命運緊密相連,息息相關。從1999年《我的父親母親》嶄露頭角,到出任《非常完美》(2009)製片人,章子怡經歷了高潮迭起的10年。中國作為一個大背景,也經歷了一日千里的10年。2001年加入WTO,中國自此放開懷抱盡情擁抱海外資本,而章經由《臥虎藏龍》(2000)站在自己事業全球化可能性的起點,既是如履薄冰,也是前景無限。從穿著“中國特色”肚兜登上柏林影展領獎臺到從容不迫地駕馭ChanelArmani遊走世界各地紅毯——那不就是我們超英趕美衣衫盡濕的投影?

 

此刻再看iLook》封面大標題:誰代表軟實力——疑問的句式卻毫無等待回應的姿態,可惜事態發展日益失控,章穿上斬釘截鐵的Emporio Armani 09秋冬新裝也回天無力。在當時已顯得十分曖昧的眼神倒讓我想起我最欣賞的章子怡演出:《紫蝴蝶》(2003)。沒有舞槍弄棒的虛張聲勢,也沒有皮笑肉不笑的尷尬風情,全片彌漫揮之不去的迷惘:不知道從哪里來,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章一向不被看好的演技卻將這超越了時空界限的莫名悲哀與壓抑演繹得恰到好處。人物的命運冥冥中也為演繹者畫下注腳:她為這個時代所選擇,最終也將被茫茫的大時代所拋棄,吞沒。

 

眼下的章是已經收拾細軟著手起草章氏“藝伎回憶錄”Memories of a Geisha),還是如白流蘇般冷笑著:“你們以為我這一輩子已經完了麼?早哩。”?一點線索:“潑墨”後首次亮相公開場合是由官方主辦的“2010新春電影音樂會”並擔任“新春大使”,被“欽點”與于藍、徐帆代表老中青三代女演員同場出現,似乎傳遞了某種微妙的訊息。 


喪鐘為誰而鳴?

“我9歲開始博覽群書,20歲達頂峰。我現在看的都是一些社會人文類的,比如《知音》雜誌、《故事會》。往前推三百年,再往後推三百年,六百年之內沒有第二個人可以超越我了。”

                                                               ——羅玉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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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
2010最新鮮熱辣的網絡紅人,羅玉鳳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第一代真人秀始祖:芙蓉姐姐。經歷過芙蓉洗禮的人們驚覺一切都是如此地相似:小鎮姑娘的出身到大城市的環境劇變、近乎囈語的自誇與殘酷現實的巨大反差、遙不可及的夢想與“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彪悍撕扯……

 

可是且慢,如果我們肯拾起跌落地上的眼鏡碎片不難發現,“羅玉鳳 “芙蓉姐姐”這兩個看似雷同的文本Text,其實包含了絕不類同的意涵。同樣作為被主流社會放逐/忽略/排擠的邊緣人,芙蓉姐姐是立志要上名校,而玉鳳姐的目標是尋求出身名校的男性為結婚對象——女性主體意識的隱與現、個人志向的差別、資源競爭手段的迥異,其間的差距高下立判,不言而喻。(以品牌推廣的思路來看,這是否僅僅是幕後推手對其市場定位的不同?存疑。)

 

從芙蓉姐姐到羅玉鳳,唯一的“進化”在於社會身份的轉化。芙蓉作為“高等學府的外圍者”,被邊緣化得十分徹底;而玉鳳姐被主流接納的身份(Occupation)——“家樂福”收銀員,作為一個隱喻Metaphor也十分耐人尋味: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在跨國資本運作的大企業底層發光發熱的第三世界女性,這何嘗不是今日中國連跑帶跳欲“與(第一)世界接軌”的生動縮影?全球化語境中主流與邊緣的吊詭,在於“他者”永遠也擺脫不了“他者”的命運。

 

時隔五年,從芙蓉姐姐到羅玉鳳,其實是大眾審美/審醜趣味一次可怕的倒退。今時今日,在大眾傳媒不遺餘力鼓吹“剩女”、“敗犬”之類明顯帶有性別歧視概念的同時,瘋狂徵婚女羅玉鳳的出現,不啻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活標本。

 

【羅玉鳳事件】絕對是內地新聞媒體娛樂化全面淪陷的重要標誌。與其前輩芙蓉網絡發家的曲折道路不同,玉鳳姐以迅雷不及掩耳盜鈴之勢一舉殺入主流媒體,登堂入室之後才在虛擬世界廣傳福音。海的那一邊,前有許純美曝露出當地媒體生態令人髮指的畸形,內地媒體卻有樣學樣不甘人後,由“超女”種下的根,再經由各類“知音”體電視版節目發酵,終於結出碩果:徵婚女羅玉鳳。現代社會中媒體的無形暴力無處不在,還未完全經歷現代化(Modernized)就被突然扔進了一個如此後現代(Post-modernization)的處境當中,不知玉鳳姐是否也有高處不勝寒之感?會不會進而掃興地發現:不論是否自願與媒體機器妥協/共謀,自己所要面對的萬變不離其宗的法則始終是其不懷好意的放大/歪曲;而被媒體暴力凝視/圍觀/剝削的對象,也始終是女性。 

 

從章子怡到羅玉鳳,無疑是中國人近十年來高速發展下處於兩個極端的扭曲樣本。公平的是當她們面對媒體的時候,處境是如此地相似;諷刺的是,在章面對各方質疑萬眾期待“給個話兒”之際(紀靈靈要加油啊),玉鳳姐先以“上下六百年”偉論打響名堂,再以孔夫子遺訓“一日三省(shěng)吾身”火上添油,四兩撥千斤,娛樂精神可嘉。而當《孔子》率眾殺退外星蠻夷阿凡達Avatar佔領神州戲院之際,觀眾席中安坐的我們有沒有想過,自己有多久不曾“三省shěng吾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