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種城市與世界主義 

 

 

 

 

*香港書展「作家講座」  

 

 

 

 

陳冠中 

 

 

 

 

   

 

 

 

 

 很榮幸能在香港做這次的演講,香港是我自己的城市,也是很適合談雜種和世界主義的城市。這個城市,在一百四十多年前,曾經包庇過一個清廷的通緝犯叫王韜,他在香港住了二十二年,以現在的標準早就算是香港人了,他在香港發表了許多言論,談世界大勢和中國自强之道,李鴻章之後,他是民間第一個提出變法的,香港學者羅香林甚至說沒有王韜在前,就未必有後來的康有為梁啓超變法維新運動。王韜是愛國者,卻也是他同代人中最早的世界主義者。下文我還會再說到他,並會提到世界主義也是中國思想當代傳統的一部份,並且與孫中山的亞洲主義和梁啓超的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可以互相補足。在這個中國崛起的戰略機遇期,大家都在反思,反思現代性,反思國族,反思中國自己的思想資源。我認為這個時候更有必要提倡一種經過反思的世界主義,以抗衡兩種我認為危險的民族主義。  

 

 

 

 

我的題目是「雜種城市與世界主義」,我得先談雜種城市,然後再談一下多文化主義,才轉進去談讓雜種文化和多文化的存在變得有可能的世界主義,指出一種新的世界主義的面貌,和它與民族主義的關係,然後總結為什麼民族主義必須結合世界主義。這是個大題目,一個我認為是對當前中國和世界很重要的課題。我會盡量簡短。  

 

 

 

 

雜種,hybridmongrel  

 

 

 

 

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  

 

 

 

 

   

 

 

 

 

雜種城市  

 

 

 

 

先說一下雜種城市。  

 

 

 

 

艾耶爾(Pico Iyer)是個住在日本、在英國長大的印度裔美國籍的英文作家,他寫了本書叫《全球靈魂》,說世界上有一群這樣的人,飛來飛去,他們的文化是混雜的,這對我們香港人來說很好理解,因為香港本來就是個半唐番的地方,很多人因為工作或家庭的安排也經常飛來飛去,我們可以想像一個在中國大陸出生,小時候移民到殖民地香港的人,歸化了加拿大籍,在英國拿MBA,加入了美國麥肯錫顧問公司,駐過德國法蘭克福、韓國首爾、印度Bangalore,現被派去中國上海。這樣的全球靈魂,往往是住在大城市的,生活習慣和文化取向很雜,還好,世界性的大城市,本身也是混雜文化的場域,既有麥當勞,也有越南餐館、印度餐館、墨西哥餐館,吃得到魚生、湯陰功和點心,可以看到好萊塢大片、港產片、歐洲藝術片甚至孟莱坞(Bollywood)歌舞片。世界越是全球化,這樣的人會越多。  

 

 

 

 

艾耶爾認為最好的雜種城市是多倫多,那裡多民族多文化相處最好。可以說,所有大城市都有一定程度的雜種化,有些雜種程度極高,如紐約、倫敦,有些稍低,如東京、北京、伊斯坦堡,但大概也是該國家內人種和文化最雜種的地方。  

 

 

 

 

如果說這樣的全球靈魂往往只是一小撮精英,代表著全球資本和跨國企業的既得利益,這說法也不完全錯,只是我們要知道這個精英潮也是很值得我們去關注的。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雜種城市文化有很多平民色彩的面向。就算多倫多也絕不是一個只有企業精英式全球靈魂才住的城市。  

 

 

 

 

一種不一定屬於精英的交雜就是移民,包括非法移民和移民後裔在當地形成的少數民族多文化局面。另外還有异族通婚、外勞、留學、出國旅游和跨國文化交雜等。(當然,更有很多負面的交雜,如犯罪、疾病、環境污染、恐怖主義)  

 

 

 

 

現在中國發行量最大的電影雜誌叫《看電影》,是一本黑龍江的雜誌,裏面主要是介紹美國和香港電影,讀者遍全國,絕大部份是年青人和平民老百姓。互聯網對訊息的交雜更不用說。文化全球化大概是否認不了的了,不只是《哈利波特》在中國熱賣,也是金庸小說賣到英語、法語國家,十二女子樂坊打進歐洲和日本市場,北京畫家方力鈞的作品掛在巴黎龐比度中心。美國電視劇在東亞地區幷沒有多少大衆市場,電視劇比較區域化,韓劇《大長今》不只橫掃受儒家影響地區,而且在伊斯蘭的印尼和馬來西亞亦大受歡迎。  

 

 

 

 

我們也可以說這些只是文化消費的雜種化,正如批評者說的把世界當作巨型超級市場,不過這也是很有意思的現象,而且消費雜種化在很多地方,特別是城市,已算不上是精英行為。  

 

 

 

 

著名英語作家拉什迪(Salman Rushdie)是寫跨國雜種論述的一個代表人物。他在印度操Urdu語的伊斯蘭家庭出生,後歸化英國藉,他說:「 城市容許你成為公民,雖然你不是國民」。他 1989年出版的小說《撒旦詩篇》,引起當年伊朗的宗教領袖霍梅尼發出追殺拉什迪的教令(菲特伍fatwa),在該教令一周年紀念日,拉什迪發表了一篇對雜種的禮贊,值得引用一段:「今日那些最吵嚷著反對撒旦詩篇的人有一種觀念,認為不同文化的互相混合將無可避免的弱化和摧毀他們自己的文化。我持相反觀點。撒旦詩篇歌頌雜配、不純、互相混合,轉化是來自人類、文化、思想、政治、電影、歌曲的新和不被期待的組合。它為雜種化而歡欣,幷害怕純的絕對…因揉合而改變,回連接而改變。它是給我們的雜種自我的情歌」。  

 

 

 

 

雜種,就不是單種或純種,雜種文化不是單一文化,不是單一文化,就較有可能不執迷文化上終極的純正,故亦較有可能不對文化作出本質主義和不准質疑的理解,也就較不容易出現所謂原教旨主義。換個角度說,有了寬容,才有雜種。  

 

 

 

 

美國學者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在《創意階層的崛起》一書內說,城市要推動經濟,需要創意階層,但如何吸引創意人才住到你的城市來呢?那城市一定要是個寬容的城市,寬容,才可能自由度高,才會出現文化多元化,這樣的城市才對創意階層有吸引力,而多元文化的交雜,更進一步的刺激創意。《華爾街日報》的資深作者扎迦利(Pascal Zachary)甚至寫了本書來說明,一個企業內,人種和文化的多樣化和雜種化,有利于創意和競爭力提升。不論他這個說法是否成立,但他有一個很好的觀察:現在很多人渴求的是兼備「根和翼 」 ,根是指本地身份認同和本土文化傳統,翼是指去看世界和吸收外來文化,不再是一種純粹自閉傳統與無根世界的對立,而是既保留繼承下來的根 --所謂可以攜帶的根(portable root),同時擁抱世界,幷各自作出混合以超越自己原來想像的自己。  

 

 

 

 

雜種其實並不是無根,而是多過一條根,它的主體是複數的主體,它的身份是眾數的身份。譬如一些混血兒,他們往往比非混血兒更意識到自己身上的根源問題。一些移民的第二代也如此。他們在人數上雖只是少數,但却是這個越來越混雜的世界的集中表現 --其他人可能只是較不明顯和不自覺的雜種而已。  

 

 

 

 

美國學者沃尔德伦(Jeremy Waldron)說,或許文化的混合是與文化的根源一樣歷史悠久,或許純正性與同一性從來就是迷思。  

 

 

 

 

多文化主義  

 

 

 

 

介紹了雜種這概念後,我要先談一下大家可能比較熟悉的多文化主義,這對我下面討論新的世界主義會很有幫助。  

 

 

 

 

雜種是深層的文化混合,而不只是不同文化的並列。曾經有好一陣子,大家談到的多元文化,只注重了不同文化在一個國家內的並列共存,强調了不同文化的存在權利和承載者的身份歸屬性,即加拿大學者泰勒(Charles Taylor)說的「承認的政治」, 指在一個國家的範圍內,少數民族、女性、階級、宗教、世代、身體有不便者、不同地域居民、不同興趣團體、不同性偏好族群等,紛紛强調自己的特殊性,爭取保留甚至促進自己文化身份和生活方式的權利,形成了北美澳紐和一些歐洲多民族國家內的「多文化主義」,多元文化成了一種主義、一種立場,這場由那些國家的自由派和左派推動的多元身份認受運動,在過去的幾十年大範圍的改變了當地的社會風氣,並提升了不少人的權利、褔利和身份的安全感,以至後來當政的保守派也不能輕易否定。  

 

 

 

 

但是一個國家內的多文化主義,因為强調身份認同,往往矯枉過正,僵化了差異,若推至極端更將出現不包容和原教旨的傾向,形成國族文化的分裂。為此,多文化主義惹來很多批評,除了保守派外,自由派也有人大不以為然,譬如,美國哲學家羅逖(Richard Rorty)在《成就我們的國家》一書中,抨擊這種強調差異的多文化主義,並主張提倡愛國主義和一些進步的美國主流價值。英國與荷蘭是歐洲最落實少數民族多文化主義的國家,但現在因國境內的極端份子的恐怖主義行為,該兩國政府也分別提出要境內少數民族遵從國族主流共識的“英國性” 、“荷蘭觀點” 。  

 

 

 

 

然而,針對羅逖的主張,另一自由派學者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則在《愛國主義與世界主義》一文中提醒大家說,糾正多文化主義的,不是愛國主義,而是抱有對人類共同體更高理想的世界主義,她正確的指出,如果推到國際層面,所謂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其實就是多文化主義的變奏,只不過主體不再是某一國內的某一族群,而是國家民族。  

 

 

 

 

的確,多文化主義對身份認同的强調,如果沒有世界主義的普世價值作為補充,推到極端就是國與國之間、族群與族群之間的互不相容。對文化相對主義者和西方多文化主義支持者來說,在多民族的前南斯拉夫解體後,或非洲的盧旺達,本來住在同一地區的不同族群出現種族清洗,是一個必須反省的歷史事實。這時候,有些論者認為應該重提世界主義。  

 

 

 

 

雜種世界主義  

 

 

 

 

現在我們再看看,雜種這個概念,是如何比多文化主義更符合世界主義的要求。  

 

 

 

 

波斯裔印度學者巴巴(Homi Bhabha)就是以英文寫作,從左翼「後學」觀點,以雜種來一併消解民族、國家與多文化主義的論述建構。他認為大城市裡的雜種文化,是不能用單一的國族文化 --譬如說「英國」文化 --來說明,但也不能靠多文化主義或少數民族文化來涵蓋,因為這些都只談身份、風土習俗與原味,假設了先存的國族或族群身份,並帶決定論色彩,單向設定了文化只是這些身份的表達而已。用這些範疇來看大都會區的文化實況肯定是不足的 --當代大城市是一個人種、文化、生活方式不斷摻混的場域,它的文化是雜種的世界主義文化。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多文化主義思維,強調身份的多樣性,當時是為了破解強調身份同一性的國族論述,但因為兩者都是把身份放在討論的中心,結果都包含不了大城市的雜種世界主義文化。  

 

 

 

 

雜種世界主義的文化跨越了國族疆界,既是傳統也是現代、既是東方也是西方、既是本國也是外國和跨國的,既是本地的也是跨域的,既是國內多數民族的,也是國內少數民族的,不光是多文化並列,而且互相混雜。

雜種世界主義是對多文化主義的改造,既重視身份認同,也歡迎溝通交雜。

我們可以看到在世界各地旅游的人,越是有這種多文化雜種世界主義精神的,越尊重和欣賞別個地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而不會以為自己的文化是唯一了不起的和正確的。除了老牌的世界主義組織如紅十字會、奧運會之外,現在眾多國際非政府組織,如無國界醫生、綠色和平,都可以說是帶著多文化精神的世界主義組織。新的思潮如環保人士强調的星球思維和發展經濟學裏面的社會能力發展觀,都是世界主義的,同時重視地方上的差异和資源。  

 

 

 

 

甚至在西雅圖各地反全球化示威的人群,除了經濟保護主義者外,更多是來自各地的世界主義者,沒有世界主義精神,他們何必為了後代的環境或遙遠的發展中國家去反對經濟全球化。  

 

 

 

 

瑞典學者汉纳兹(Ulf Hannerz)說:「真的世界主義首先是一種取向,即願意交往他者」。他強調世界主義是「對反差而不是對劃一的尋找」。  

 

 

 

 

多文化雜種世界主義可說是新形態的世界主義,拒絕了各種原教旨、排他和文化沙文主義,消解了歐洲中心主義或其他種族中心主義,却是懂得欣賞特殊和本地、尊重各種社群、傳統、邊緣和弱勢文化。多文化雜種世界主義並非拋棄國族文化、傳統文化、地方文化、社群文化、特殊文化,而是從中吸收多過一種養份並作出不同的組合;並非追求一種抽象的世界或現代,而是有根的、有身份認同的、有嵌入性的,只不過不是一種而是承認了一個人可以同時有多種根、多重身份、多重嵌入。  

 

 

 

 

或者可以說,今天的世界主義,是受過多文化主義洗禮的;同時,今天的多文化主義,也在世界主義的質疑下要自我修正,而大城市的雜種化既是成果也是催化示範。要強調的一點是,不論是並列的多文化或是混合的雜種文化,背後都需要寬容、開放、自由、交流、合作、睦鄰、和平這些世界主義價值觀。  

 

 

 

 

沒有世界主義的支撐,城市的多元和雜種文化都會淍榭。  

 

 

 

 

這就是為什麼我在下文要用很大力氣去談世界主義,並在這個民族主義復興的年代,談它與民族主義的關係。  

 

 

 

 

什麼是世界主義  

 

 

 

 

世界主義,古已有之。  

 

 

 

 

中國傳統和先秦儒家思想的天下觀,有它「中國即九洲」謬誤的華夏中心主義一面,也有天下大同的理想一面,孔孟皆曾作跨國游說,以普世仁義替代邦國利益。佛教更是徹底的世界主義,衆生無分別的平等,人無國界皆有佛性。  

 

 

 

 

西方世界主義最早誕生於公元前四世紀,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说:「全世界都是我的  

 

 

 

 

故乡」 ,認為對一個智者來說,世界是開放的,一個善靈魂的故土是整個世界。犬儒第欧  

 

 

 

 

根尼被問是哪裏人的時候,回答「我是世界的公民」。世界主義的歐語字源由此而來。  

 

 

 

 

早期有世界主義想法的希臘人,多是曾經出外旅行或被放逐的人,見過非我族類,故對自  

 

 

 

 

己城邦的成規有所反思。  

 

 

 

 

不過古代世界主義最強力的思想來自三世紀希臘羅馬時期的斯多噶學派,以助人為己任,他們往往離開自己的城邦,去服務異鄉人。他們認為每個人首先都是人,只是在附帶的情况下才是政體的成員。塞涅卡說:「我來到世界幷非因爲想占有一塊狹小的土地,而是因爲全世界都是我的母國」。  

 

 

 

 

希臘悲劇裡安提戈涅認為有比城邦法律更高的法律,基督教裡也主張凱撒歸凱撒、上帝歸上帝的理念。不過,早期基督教雖受當時盛行的羅馬斯多噶學派影響,但作出了很微妙的變化,分開了人間的國度與天國,而不是按古希臘世界主義者一向的分類,即自己出身地的邦國與外面的世界。世界主義基本上是種世俗的主張。  

 

 

 

 

早期的自由主義思想尚未引進世界主義,早期的自然法學雖偏向個人權利,卻沒有人類四海一家的含義,而社會契約論者以單獨國家為主體,而把國際歸為無政府領域。

不過,因為旅行和國際貿易的擴充,道德上和文化上的世界主義在啟蒙時期再次冒現。孟德斯鸠、伏爾泰、狄德罗、休謨、杰佛逊都以世界主義者自居。  

 

 

 

 

斯多噶學派在十八世紀再受到重視,被作為是人類共同體的一個理想來提出。這時候世界主義成了啟蒙道德哲學的重要資源。邊沁指出人類盡有去苦取樂的共通性,康德則認為人皆有理性,同屬一個共同體,個體既是世界公民也是現存國家的公民,每個人的自由是所有其他人自由的基礎。康德並提出永久和平的構想,主張友愛好客,每個人有權移民,國家不能把人民當作私產,異鄉人到了別人的屬土,也有權不受敵意對待,世界上任何一角侵犯了人權,普世都會感同身受。  

 

 

 

 

這種平等思想延伸至抗拒封建等級、殖民主義與奴隸制度。  

 

 

 

 

美國革命與早期法國大革命都是世界主義精神體現的高峰期,美國世界主義革命家潘恩(Tom Paine)除了策動美國革命外,也參加法國大革命,並死在歐洲。他说:「 哪里没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故乡」。  

 

 

 

 

當然,也有啟蒙思想家對世界主義存疑,如盧梭就問如果你愛所有人,不就是什麼人都不愛?  

 

 

 

 

這時期經濟上的世界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變化是分不開的,經濟上的世界主義者都反對國家的重商主義而皆支持自由貿易,密尔1848年的《政治經濟學》首先指出資本越來越世界化,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說資產階級通過對世界市場的剝削使每個國家的生產與消費有了世界主義的性質。  

 

 

 

 

 馬恩所談的世界主義,一方面有現在所說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意思,另方面也指各國的無產階級看到了共同的階級處境,創造了國際主義工人運動的契機,所謂工人無祖國,最終國家將消失,建立無階級的社會。  

 

 

 

 

啟蒙時代是世界主義的黃金年代。歐洲雖在十七世紀中已建起了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威斯伐里亞秩序,但佔思想主流的是世界主義。至少有一派學者認為直到十九世紀前,民族主義並不成氣候。 

 

 

 

 

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  

 

 

 

 

世界主義與稍晚出現的民族主義有什麼關係呢?。  

 

 

 

 

由啟蒙時期到二十世紀一次大戰前,世界主義遇上過三次大逆流:  

 

 

 

 

第一次逆流是179294年法國大革命後期;  

 

 

 

 

第二次逆流是1806年後德意志啟蒙人士的「變臉」 ,由世界主義轉向種族的浪漫民族主義。  

 

 

 

 

第三次逆流是1914年社會主義運動由國際主義轉向民族主義。  

 

 

 

 

不過就算在十九世紀,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一樣大行其道之際,很多知識份子仍兼備兩種身份,或遊移於兩者之間而不認為自相矛盾。他們可能是自由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但他們都兼有著一種當時的民族主義者的特徵,認為自已的國族文明可以是進步的載體,將引領全球其他地方進入世界主義的紀元。  

 

 

 

 

把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看成對立,只是二十世紀的事。  

 

 

 

 

一方面,上世紀初至一戰前,西方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大致都已認定民族主義是反動的,故與世界主義是對立的。其後發生的兩次大戰更證明這個想法。  

 

 

 

 

 另方面,非西方國家和殖民地的一些政治思想家也分拆的對待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但取向迥異,認為民族主義是革命的:這些地區想學西方國家一樣,轉化自己成為獨立的現代民族國家,那些已立國的强調主權獨立,尚未獨立的或想分裂出去的則强調民族自决,都以民族主義作為是正面和建構國家的意識形態。他們用民族主義建立了自己的西方現代式的民族國家,卻為了生存而有必要反對西方列強的民族主義,即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霸權主義。  

 

 

 

 

雖然非西方和新國家的民族主義者裏也有傾向世界主義的,後者往往只被看成一種遙遠的理想;更多時候,民族主義者是排斥世界主義的,反殖理論家法農就是反世界主義的著名例子。  

 

 

 

 

鲁迅也說過不論是民族主义者或世界人,皆是伪士。  

 

 

 

 

列寧和斯大林皆曾嘲笑過世界主義者,認為他們是無根無忠誠的人。斯大林口中的無根世界主義者,被認為指的是蘇聯境內的猶太人。  

 

 

 

 

受蘇聯影響,四九年後的中國,世界主義地位比自由主義好不了多少。中國一度主張過的輸出革命,雖有社會主義國際主義意味,但當時是以第三世界主義的話語來作框架的。中國更貫徹的是不結盟、強調主權不可侵犯的民族主義。  

 

 

 

 

到了今天,中國特殊論的論述大為流行,大國崛起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如果你到中國重點大學談世界主義,那些已經變臉的人文學科老師和大學生,大概也會對你一臉不屑。  

 

 

 

 

世界主義最廣泛的定義是指超出自已族群的傳統(時間)與土地(空間)的界線,在這個意義上,羅馬帝國、中國朝貢制度、奧圖曼帝國、拿破倫歐洲、日本大東亞共榮圈和蘇維埃共和國都有著類似世界主義的跨域跨民族的表象,難怪許多要求主權獨立或民族自決的民族主義者會抗拒世界主義,而世界主義往往被聯想起異族入侵、強國霸權、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歐洲中心主義、外來文化、崇洋媚外。孫中山就說過:"帝國主義天天鼓吹世界主義”。  

 

 

 

 

反帝國主義的世界主義  

 

 

 

 

在一些民族主義者的心目中,世界主義與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是分不開的,因此是有罪的。這正如有些论者會認為基督教、貿易、啓蒙思想、科學、西方人文學科以至整個西方開始的「現代」都是跟帝國主義的侵略連在一起的、儒教與中國專制是有共生關係的、日本禪佛教是支持過軍國主義的,因此也都是有罪的一樣。        

 

 

 

 

用同樣的邏輯,跟帝國主義分不開的民族主義更應是有罪的 --歐洲列强和日本都不是老牌的多民族帝國,而是民族國家,它們的帝國主義侵略行為其實是一種民族主義的表現。中國共產黨人瞿秋白早就說過:「我們今天知道,帝國主義鼓吹征服,幷不屬于世界主義範疇。掠奪他人,乃是真正的狹隘民族主義」。  

 

 

 

 

不過,頭號犯、元凶若是帝國主義,那麼世界主義、民族主義之流,只是從犯,犯了窩藏犯人之罪,罪不致死,正如我們不必把儒家與中國王朝專制一起埋葬。  

 

 

 

 

如果現在連民族主義都能重見天日,世界主義更應恢復名譽。  

 

 

 

 

用學界的說法是:它們與西方大國的某段歷史在時間上有著聯繫,但我們不要把各種思想的歷史經歷與它們的有效性混為一談  

 

 

 

 

事實上,從世界主義裡,我們可以找到對治帝國和霸權的資源。世界主義的代表性哲學家康德就曾强烈反對殖民主義,批判「我們大陸上的文明國家…造訪他國時所施加的不公正」。現在,用以制衡單邊主義的多邊主義主張,也是世界主義在國際政治上的體現。  

 

 

 

 

因為歷史理由,許多民族主義者以為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是不可調和的,甚至把後者等同帝國主義。可是,世界主義不單不等同帝國主義,並且是反帝國主義的。  

 

 

 

 

這裡,我提出一個論點,就是:非西方民族國家的反帝國、反霸權主張,豐富了世界主義的涵意,恰恰能讓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重新走在一起。  

 

 

 

 

這方面,中國一些思想家如王韜、李大釗、林語堂,就曾經超前的提倡過一種世界主義,即反帝國主義的世界主義。這種反帝的世界主義,可以配合另外兩種超前的主張: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如梁啓超所倡導者,和反帝國主義的區域主義,如孫中山的亞洲主義。()  

 

 

 

 

中國學者李歐梵在《上海摩登》一書中形容的上世紀前半段用中文寫作的上海作家:「他們那不容質疑的中國性使得這些作家能如此公然地擁抱西方現代性而不必畏懼被殖民化」。同樣的,晚清到1949年以前的一些思相家也有同等氣度,做到反帝反殖卻不離棄世界主義。這段時期才是中國思想的豐收期,是不可忽略的當代傳統。  

 

 

 

 

就是這種反帝國主義的世界主義,加上前文所說的受過多文化主義洗禮的多文化雜種世界主義,讓我們看到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是可以調和的。  

 

 

 

 

世界主義的民族主義  

 

 

 

 

在全球化的今日世界,世界主義的有效性更形突出,重要學者如康德傳統的哈貝馬斯、斯多噶傳統的努斯鮑姆、功利主義傳統的辛格(Peter Singer),都在主張世界主義。  

 

 

 

 

令人矚目的是法國哲學家德里達晚年重拾啓蒙價值,包括世界主義。除了提出寬恕與好客原則外,他在2001年的訪問裡強調以國際法和國際刑事法庭來推進基於世俗化人權觀的世界主義。  

 

 

 

 

以往的自由主義論述,包括羅爾斯的正義論,一向都假定了論述是發生在一個民族國家範圍內的,而國與國之間仍是霍布斯式的無序。近期的重大進展,一是以世界主義視角來處理全球治理,二是自由主義的論述更注意到了民族主義這個隱蔽的命題,提出了「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這個重要的說法(其實梁啟超在上世紀初已有此主張)。  

 

 

 

 

無論是從世界主義的角度切入,還是站在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立場,雙方又回到可以對話的距離。  

 

 

 

 

英國學者赫爾德(David Held) 以論述世界主義民主治理而著名,他指出兩種錯誤的想法:一種以為過去一百年無甚改變,當今世界跟金本位的大英帝國年代沒大分別。另一種則是狂熱全球派,以為民族國家已無關重要,赫爾德認為這派人誤解了全球化的性質。現在站在世界主義立場的政治學者其實甚少主張成立世界政府,並大多認為民族國家和各國政府在全球化時代仍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曾對赫爾德的世界主義民主觀點有所批評的加拿大學者金里卡(Will Kymlicka),被認為是少數民族研究和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主要論述者之一,不過金里卡也認為:「啓蒙世界主義者和自由民族主義者之間的爭論是十分有限的。我認爲,如果把自由民族主義描述爲是對世界主義的拒絕,這將是一個誤導。假定在自由民族主義和啓蒙世界主義之間存在許多共同之處,幷且他們都認可自由平等的普遍價值的話,我寧願說,自由民族主義包含了一種重新定義的世界主義」。  

 

 

 

 

金里卡並說:「在國際關係層面,自由民族主義者已明顯同意建立以自由貿易、國際法發展、包括廣泛尊重人權和禁止領土侵犯爲基礎的世界秩序,而在國內層面,認同了自由民主憲政、機會平等、宗教寬容以及更廣泛地向多元主義和文化交流開放的觀點」。  

 

 

 

 

以我看來,正如自由主義重新被認為可以與民族主義共生,被重新定義(多文化雜種、反帝國主義)的世界主義也可與多種型態的民族主義互補。  

 

 

 

 

我更進一步想補充一點:世界主義固然可以與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互通,亦可以與不完全是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並存。不完全是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如社會主義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民族主義、合作主義的民族主義、儒家民族主義,都可以同時帶有世界主義成份。  

 

 

 

 

甚至,啓蒙世界主義在加入了二十世紀的多文化雜種主義與反帝國主義後,我們幾乎可以想像一種新組合,就是世界主義的民族主義,或叫民族主義的世界主義。  

 

 

 

 

民族主義者要認識到,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不能互相排斥。  

 

 

 

 

世界主義成份稀薄的民族主義(或文明主義、本地主義)是危險的,上世紀的種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本世紀的主戰原教旨主義,都是例證。  

 

 

 

 

讓世界主義缺席的民族主義,是不符合國家民族的利益的。  

 

 

 

 

現在,華文圈有兩種民族主義論述是缺乏世界主義信念的,一種認為大國崛起難免一戰,一種預設了二十一世紀必將再出現文明與文明之間的衡突。 當然,美國方面也有同樣的言論,雙方互為鏡像,貌似對立,實乃同出一辙  

 

 

 

 

站在中國立場,我們可以接受甚至肯定有世界主義成份的民族主義,這樣的民族主義講民族自尊、國家富强、文化認同,同時有促進國際交流與維繫和平的强大意願;我們要警惕的是宿命的認為終須一戰的民族主義與「文明衝突論」的民族主義,因為它們沒有世界主義的價值觀,不相信文化和文明可以並存甚至交融,不努力尋求和平的選項,只為戰爭與衝突提供正面反應,結果步入製造敵人的路徑依賴而最終可能是自我實現了預言。沒有世界主義成份的民族主義,將是戰爭與死亡的民族主義。這是為什麼,在到處都是民族主義論述的時候,我們也要多談世界主義。  

 

 

 

 

   

 

 

 

 

 

 

 

 

 

A:王韜:因上書太平天國事,遭清廷通緝,1862年至1884年避居香港,做了二十二年香港人,其間曾去過英國和日本。他很清楚歐洲或西方不是鐵板一塊,而是處于民族國家的爭霸時代。他說:「歐洲諸國之在今日,其猶春秋時之列國,戰國時之七雄」 ,但因為「西人之輕我中國也,日深」 ,中國必須自强,但他的識見高于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那種華夷內外秩序觀,指出「自世有內華外夷之說,人遂謂中國為華,而中國以外統謂夷,此大謬不然者也」。他已明白到「中國即九洲」是錯的,必須承認別的民族國家。他認為「當今之世,非行西法則無以強兵富國」,「試使孔子生于今日,其于西國舟車槍炮機器之制,亦必有所取焉」。但他知道馮桂芬的中體西用論是不足的,自強需要變法,他僅晚於李鴻章而是民間第一個提倡變法的。他主張君主立憲制 --「<span lang="ZH-TW" style="FONT-FAMILY: 宋体; mso-fareas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