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是我们这些穷学生进行思考的重要场所之一,可是我们(至少是我)似乎从来没有把“图书馆”当作一个思考的对象,甚至从来没有考虑过这种思考的价值。除了复旦招生简章上赫然写着的“图书馆学”(抑或是“博物馆学”?记不清了)和偶尔隐约飘入耳中的关于图书馆、博物馆的学问,也没有什么东西提醒我们这还是一样值得思考的东西了。近日看了冯象博士转载于私人博客上的“冉云飞:图书馆五论”,击节称好:名家手笔就是有如此一斑全豹之感,以一个小小的图书馆为话题把一个社会剖析得入木三分,又从这个大背景入手把图书馆本身的问题讲得清清楚楚。受此点拨,也开始认真地审视起自己经历过的图书馆来。

  这一审视就审视出个“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来。我做思考,基本是从个人体验出发,发点儿感想,胡言乱语一下,没什么公益性也不去想这事儿应该怎么着。大概自己也没打算做个冉先生和冯博士那样的公共知识分子,所以也不必担心被封口,也不用非要躲到美国去才能有说话的空间(虽然已经躲到澳洲来了)。可见,无知确实是可以自保的,所谓“良木先伐,快马先死”。

  我辈之所以不太在意国内的图书馆有多么糟糕,最大的原因估计是城市80后一代富足的物质资源——图书馆在于书,如果书店都比图书馆方便了,谁还在意图书馆呢?所以上高中之前只跟父亲去过一次上图,滑稽的是由于未满16岁没有身份证所以不能进阅览室也不能借书;其实当时倒没觉得滑稽,只是05年到墨尔本的图书馆发现满地爬的都是小屁孩儿,心里很是忿忿。因此,鉴于我与大多数同龄人的视野所限,今天就只谈一下学校之内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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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的初中是一所很不错的学校,语文老师倡导阅读的力度也很大,可惜学校尚在建设期,没有图书馆一说,现在似乎增了个类似于图书馆的东西,也无福消受了。高中是我受教育的学校中第一个有图书馆配置的地方,进校第一天就发出“我有图书馆了”的感叹,一时间不免有点儿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想到因此而可以省下的买书钱,更是激动万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区图书馆的失败,试问适应了墨尔本社区图书馆的小孩儿们在进入高中后怎么可能会有我当年那种反应?

  写到这儿,顺便问了下坐在我身边的local,他的高中有没有图书馆。这一问不要紧,听他的回答让我把酸葡萄吃了个够。他小学总共两三百个学生,就有一个四、五间教室大的图书室供学生使用,另有储备量更大的图书室供教师使用。从初中开始,学生和老师就平等对待了,并且图书室也升级为了图书馆。再后来,他高中里的图书馆,是一座两层高的独栋建筑,看上去有我高中的老教学楼那么大,可以像国内的大学生一样在里面自习。那么我就要问了,是不是他的高中很牛啊?回答是:不但不牛,而且还很烂。那所学校UAI(类似于我们的高考)的排名在ACT的九所公立高中里排名末三位,更不用提公立头上还有不少私立牛校了。并且他很肯定地告诉我:那些高分牛校拥有更为气势恢宏、藏书量更大的图书馆。

  吃完酸葡萄就来谈自己高中的图书馆。高一的时候,图书馆在两座教学楼的西侧,每次进入昏暗的室内都可以在破烂的书架上找到一些采购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旧书。新书架上的书偶有替换,但总是些所谓“名著”经典书目,难不成是为了替换老版本?这些“名著”对我们这代人来说,简直就是样板戏的感觉,很多读书较多的同学都有“读到不想再读,提到不想再提”的感觉。后来图书馆搬到了教学楼东侧,情况有了巨大的改观,室内不阴暗了、书架不破烂了、老掉牙书也被收箱了,阅览室改头换面、窗明几净,看杂志也方便多了。

  不过,跟社会上的图书馆相比,我们高中的图书馆有一个显著的优势:服务非常好。原因在于,所有的借书、进入阅览室、咨询等服务均由学生提供,另有两个负责老师轮流坐镇,不过她们一般是不和我们打交道的。于是,直接打交道的服务人员从图书馆使用者中产生,自然会将心比心、服务周到了。虽然他们的服务不够专业,有时候会出差错,不过态度好过外界百倍。其实接受服务者不怕提供服务者犯点儿小错,这些“学生图书管理员”在出小差错或是效率较低的时候,都会忙不迭地跟我们道歉,有时候反而让我觉得心里挺过意不去的。很多名人都说过:态度决定一切——无怪乎高中里的图书馆留给我的印象比很多社区图书馆都好。

  记得高三保送以后,每天中午都会去图书馆报到,看看关于文学和电影的期刊,扫几眼书,或是在相连的机房里听听托福雅思的听力,看看《走遍美国》这种教学片。记得那会儿已经有不少同学喜欢去图书馆自习了,特别是高一高二的学弟学妹们,可我自己却不太喜欢,仍然习惯在教室里学习,在图书馆只管看书。有时候我想,这才是高中生的生活嘛,泡图书馆自习是大学生的事儿——或许我有些老土了。

  说到大学,图书馆就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即便是在中国,高中可以没有一个像样的图书馆,但是没有好图书馆的大学,就好像鸟没有翅膀、人没有大脑——彻底废了。最开始有间接接触的是华东师大图书馆,当时是很想要里面的一本书,找了个华师大的朋友帮我借。书是在网络书目里搜到的,至今搞不清华师大普陀校区的图书馆在哪里。也罢,不是华师人,不进图书馆门儿。

  第一个直接享用的大学图书馆,自然就是上外图书馆。好话不多说,因为所谓“成绩”都是应该的,特别是对比过国外大学的图书馆后,对上外图文的那点儿好感荡然无存,余下的全是需要改进的地方。首当其冲的就是服务问题,上外图书馆服务态度和社区图书馆是一个级别的,工作人员都是爷爷,使用者学生都是孙子,那个吆五喝六真是酣畅淋漓。更有甚者,给你借书借到一半,开始跟旁边的同事讲起废话——这个废话的标准我是定得很客气的,只要跟他们的工作擦上边就不算——问题是那话废到七大姑八大姨都觉得太废太淡,实在有些过分。其实,图书馆作为上外的一部分,秉承了上外各办事部门的一贯作风,特别是教务处(我在出国前开成绩时深有体会)等部门。究其原因,老生常谈,无非是领导们搞的“亲友圈内4050工程”,在中国读了十几年书,早就见怪不怪了。

  再来就是藏书问题。其实上外图书馆的藏书,如果是作为一个高中或二流高校、高职就算不错的,问题是作为上海滩名校之一,就让人汗颜了。有时候找实用类书籍,会找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完全过时没用的书目;相反,有时候找历久弥新的文化类书籍,找到的是最新出版的关于该著作的评论性出版物。还有一次是备战某次辩论赛的时候,需要一本法学类的英文著作查找一些原文用语,由于作品很有名,早已越出了法学的范围而被阅读,作为中国数一数二的外国语大学(别说上外还有法学院呢)早应采购备办。而结果是:没有。最后不得不厚着脸皮请华政的同学去他们的图书馆里借,心里是十万个不痛快。

  接下来,ANU的图书馆我不想多谈,谈多了别人会说我以为国外的月亮比中国圆,所以仅举两例。首先是寒假的时候闲来无事,想搞本James Legge翻译的四书,参照原文读一读,看看西方人是怎么翻译我们的经典的。在图书馆网站上查到了索书号,无奈本人终日混迹于以人文社科为主的Chifley图书馆,加之以亚太研究为主的Menzies图书馆书目编号诡异,结果——遍寻不见书踪影,遂折返下楼,问于图书管理员,竟亲上顶楼为取之,并笑脸相迎,并无半点愠怒之色。当时我心里那个千恩万谢啊,那个过意不去啊。说白了,就是给国内的图书馆吓出来的。第二件事儿是藏书的丰富和采购的不遗余力。读古典学的人都知道捧着古希腊语书边啃边查字典边查资料是一件很摧残眼睛和脊椎的事儿,于是本学期初的时候发现学校不惜重金买来了一套网上使用的电子读物的使用权,大略是供学到高级古希腊语的同学阅读的。这套电子书制作精良、阅读方便,利用电子出版物的优势链接了大量资料和注释,某同学大叹:“陈腐”的古典学在当代科技的滋润下焕发出了新的光彩(听上去很朝廷电视台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