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人》的《四叔》和《舅爷》两篇,引起诸多感慨,似乎我笔下的老家只有生的压抑和死的悲苦了。自然不会如此,但我不会为了调节文章调子而故意去增添欢乐的调味剂,老家人,他们的欢乐是有的,甚至浓度烈度比城里人要高很多,然而我从和他们相处了三十年的经历看,将这些欢乐放在漫漫的艰苦人生里,仍不过是极少的点缀。他们过日子,自会以乡村的智慧,在心里打造出一种未必可靠,但于他们而言极为有用的信仰,比如儿女过上舒心的日子,比如死之前一定要盖一栋新房,比如不停地往信用社里存钱,没人的时候看着并不多的存折数字感到满足,比如养一匹好马,比如只是按照生命的惯性,懵懵懂懂的往前走,直到尽头。这些希望实现一点,都会让他们极为快乐,我很明白他们这希望的纯洁和简单,但我亦深知这希望的渺小和卑微。说这样的话,是因为我常想起有位邻居为了给儿子解馋,在深冬的寒夜里去偷别人家的鸡。他们家不养鸡,但第二天在房后有了一堆新拔下来的鸡毛

现在的这一篇,调子与前两篇不同,这不同非缘于我,而是缘于他们活得确实有别。我无法也不想保证每句话、每个细节的准确无误,而只能尽力写出我所能看到的他们的人生。

 

在严格的法律意义上,三叔是一个罪犯,但在老家的乡村社会里,他属于那种不大不小的能人。

父亲他们这辈,兄弟四个,姐妹两个,最大的哥哥青年早逝,余下的里面,三叔心眼最多,人也最活泛。三叔是个赤红脸,年轻时易急易恼,生气的时候,脸就更红,脖子和身体都会发红。当初三婶刚嫁过来,他们还没从爷爷那里分家,我们一家也经常回到老院子吃饭,人多嘴杂。那时候,几家人地挨着地,垄挨着垄,牲口也都集中在爷爷的名下,无论是种田还是收割都是整个家庭集体作业。作为刚进门不久的媳妇,三婶自然要上锅台做饭,她第一次蒸馒头,碱放多了,面也没揉匀,出锅的馒头死硬,发黄,一股碱面子味。三叔外出干活回来,瞅见锅里的馒头,火气冲上头顶,对着三婶开吼。好在三婶是个性子沉,心里装得下事的人,不像四婶那么直楞冲动,猫着腰在那揉第二锅馒头的面,不理三叔。三叔喊了一阵,旁人也劝,他就气鼓鼓地走了。结婚之后,三叔觉得自己成家立业,做了大人,同一群常在一起干活的伙伴喝酒,他酒量小,上脸,喝一点就醉。三叔不爱吃面条,甚至不爱吃任何汤汤水水的食物。

这,都是三十年前的事情。如今,三叔虽然也常梗着红黑的脖子,却没有了年青时的愤怒。他现在最常做的一件事,是乐呵呵地用一个小树棍剔牙,牙缝里其实并没什么,剔牙是要做出一副饭后的悠闲姿态。他变得喜欢吃面条了,特别是荞面条;他也能喝了,喝起酒来可多可少,多得时候一斤白酒也不醉。我一直纳闷,是什么让三叔在这些方面前后判若两人,问他,他也说不清,只说:“我哪儿知道,稀里糊涂就这样了呗。”但我静下心来,细细去盘点他的经历时,仍能从这些变化的细微处看到,生活给他设置的种种难题和他努力做出的回应。

三叔的第一个儿子,叫文迪,生在爷爷家的西屋里。三婶怀孕之后,我们这些孩子便都不让进西屋了,后来连进东屋也少,直到文迪出生。文迪几个月大的时候,遭了一次罪,大概是感冒,找前院的一个二大爷给他打针。这个二大爷,是自学的兽医,他行医十几年,劁掉的猪卵上千只,配种的牲口也近百了。为了多赚点钱,二大爷也偶尔充做人医,家里有人头疼脑热,大都是到他那儿买两片索密痛,又叫酸止疼片的药,也偶尔找他打针输液。

他给文迪打针,因为是婴儿,用了最小号的针头,细如牛毛,针头扎在孩子的屁股上,难免哭闹扭动,竟然把针头折断了。周围的人都吓坏了,二大爷脸色刷白,而孩子的父亲三叔却脸红如紫,急得在屋子里打转。那时候,我们一直听到这样的传言:断掉的针头会顺着血管游走,一直走到心脏,把人扎死。这传言让人们恐惧,担心针头从文迪的屁股往大腿上走。四叔跑去村东,把老中医王杰请过来。王杰问了情况,说没事。三叔说送到乡卫生院吧。可用什么去送呢?那时的车没有现在多,连摩托车都少见,一时半会也找不到。王杰大手一挥,说不用了,我给他开刀。也只能开刀。三婶抱着文迪,人小,不能打麻药,三婶就让他叼着自己的奶头,一边不断地拍着他的背,想让他安静下来。王杰在外屋地蹭蹭磨手术刀,他都记不清自己上次用是什么时候了。磨完了进屋,用酒精消了毒,就割开了文迪细嫩的皮肉。当时,我就在旁边看着,充满恐惧和好奇,大人们已经顾不上把我赶出去了。

三叔的头发竖着,眼睛外凸,一副要和人拼命的样子,不住地吼三婶:你好好哄孩子,别让他哭啦,别让他乱动啦。三婶茫然无措地说:我哄着呢,不管用啊。王杰真是胆大,一个乡村医生,给几个月大的孩子开刀,割开皮肉,用镊子在刀口里寻了半天,根本找不到断针,众人更慌了,坏了,或许针头真顺着血管走了。王杰说给我来点酒。疑惑的三叔找酒桶给他,王杰喝了几口,又对着自己的手喷了口酒,把手指伸进刀口里去,摸了好几分钟,说:找找了。一狠劲,终于把作孽的断针拔了出来。三叔的脸,也开始从奇异的红回转到正常的颜色。文迪终于捡回了命,从这事之后,二大爷再也没给任何孩子打过针。

十几年后,文迪中考失利,进不到高中,三叔征求我意见,是复读一年,还是花钱上高中。我劝他送到刚开的四中去,复读未必有好结果,花钱,差一分一百块,他差了六十多分,就是将近七千块钱,砸锅卖铁也拿不出来。三叔盘算了下,同意了,和我一起去四中办手续。从家里做班车,一百八十里地,走到五分之二的时候,我看见三叔的脸色暗淡,很难受,他晕车了。三叔可怜地看着我:“你自己去吧,你让我回去吧。”我说我做不了主,还是得你去,他不再言语,只是看着车窗外。后来我知道,三叔打退堂鼓,不是因为晕车,是因为他忽然间发现自己要做的决定关系到文迪的一辈子,这让他有些不适应。

三叔是乡村里的变革分子,头脑灵活,愿意尝试新事物。文迪四五岁的时候,父亲帮着三叔买了一台二手柴油机,一台铡草机,三叔一到秋后收完谷子,就去给人家铡草。他摆弄各种机器,全是无师自通。刚买回二手柴油机那会,他一个人在小仓房里把它拆开,再往回装,装完了启动不了,再拆开,再装,直到把每个零件摸透。这一段,三叔也并没有赚到多少钱,因为家家户户手头都紧,草是铡了,可钱却给不上,只能等腊月,三婶挨家挨户去讨要。但这毕竟是一副营生,强过只种那几亩贫地。过了两年,他又倒回一个二手的脱粒机,那种小型的康拜因,干了几年,又买进一台玉米脱粒机。柴油机是一两年换一台,都是二手的。终于有一天,他知道靠这个发不了家了,便都处理掉。

三叔开始自己种菜园子。他家在村边靠南的地方,有上好的一块地,挨着水渠。三叔先在那种芹菜,茄子,西红柿,买菜钱勉强够给两个儿子交学费。后来,三叔从乡里买了一本种西瓜的书,在农科站买了西瓜子,种西瓜。因着三叔的瓜园,那一年的秋天,是我一生中真正感受到田园生活的时节。白天,我和三叔赶着骡子车,拉着西瓜到附近的村子里卖西瓜,晚上就和几个弟弟一起在瓜园的窝棚里看瓜,馋了,就趁着月光到瓜地里去摘一个砸开来吃。但西瓜罢园后算账,似乎和投入差不多,三叔晓得这条路也太通,瓜园第二年也就歇了业。

三叔总不愿老老实实种田,他接连打着各种各样的短工,比如去蒙古人聚集的地区,给人家打草;约几个人,帮别人垛墙盖房子打井;倒卖牛羊和牛羊皮子,等等等等,他几乎做过所有的乡村职业。在这些职业中,三叔尤其是一个称职的屠夫,家里杀猪宰羊,剥皮剔肉,都是他动刀子。死在他刀下的猪羊,至少有一两百了。每一次,他都会笑着说:我这辈子杀生无数啊。

三叔不是一个规规矩矩的人,我十几岁的时候,也跟着他做过许多出格的事情。每年过年,我们村那儿流行买很长很长的鞭炮,挂在一根高高的杆子上,叫做炮仗杆子。各家会比谁家立的炮仗杆子高、直,比鞭炮长短。一到腊月二十九的晚上,天地一片黑,三叔就会打着手电到我家,喊我和他去西边的林子里偷树。我们摸黑走三里多路,到西树林子边上,先蹲到看林人的院子外的树坑里,等他们的灯灭了,狗也不叫了,再往里去,用尺锯子嗤嗤地锯树。每次大概放倒三棵,最小的一棵我扛着。三叔扛一棵往前走,他走得快,超过我一两百米就把肩上的放下,然后回转身去扛另外一棵。脚底下全是石块,可磕磕绊绊,我肩头上的小树死沉死沉,几乎要把骨头压断一样。更恐惧的是,我精神始终高度紧张,总觉得自己会被看林人当场抓获。三叔扛着树,也压得厉害,嘴里不住念叨:“太粗了,应该放棵细一点的。”但第二年,他还是会放倒这么粗的两棵树扛回来。

在我瘦弱的肩膀和并不强大的心里,把这种行为看做了一种奇特的成人式。我和三叔一起去偷树,干出格的事,似乎一夜之间就长成了大人。但每次第二天,我看到自己扛回来的那棵小树,还是会备受打击,它太小了,几乎够不上树这个名字。年三十明晃晃的阳光或冰冷的风雪里,我常会感到昨晚的偷窃行为是个梦。三叔一脸寒气地进来,得意地跟我们说:“我昨天锯那两根檩子,真不赖。”他让我知道,那不是梦,是真的。我后来问过三叔,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腊月二十九才去偷。“碰见人好说话啊,”他说,“让人抓住就说是偷炮仗杆子的,再说偷树谁会偷你扛的那种小树啊。”现在我知道,他带着我,其实也是为了给自己壮胆和留后路的。

三叔还伙同其他人跑到山上去,打野鸡,捉鹿,围野猪,我每年回家,他都会告诉我某天去他那儿吃野味。他经常跑到坝后的蒙古人聚居区,把那些吃了荆棘划破胃而死的牛羊或冻死的牛羊买来,回家剥皮剔肉,然后卖掉。大概七八年前,村子后面七八里地的地方开了一个铁矿,三叔托了人,进了矿,成了一个不下井的矿工。但倒卖死牛羊的买卖,他是一直没断的。那种下井的苦力活,他一向不屑于干,他总是干不吃力却讨好的活计,这是他心底里潜在的原则。三叔有他的道行,在任何地方都能和周围的人混的熟络,称兄道弟,借力打力。他风雨无阻地骑着一辆破摩托,到铁矿上日班或者夜班。三叔已经在铁矿干了五年了,尝试了各种活计,现在的工种是装矿石的司机,每天要装上百车。

十年前,三叔倾尽所有积蓄,在自家那栋半个世纪的土坯房前,盖起一座砖瓦房。封了顶,上了梁,钱花光了,这栋半成品的房子就杵在那儿。他跟两个儿子说,你们俩个选吧,只能有一个念书,不念书的我就把这房子给他。两个儿子虽小,也看得出没装修的房子简陋,更晓得不读书的结果,便都不做声。三叔骂他们一声,说都念书,哪有那么多钱。话虽如此,他却想尽办法去赚钱,没让他们任何一个辍学。

文迪工作两年,终于谈起了恋爱,但交往并不顺利,因为女孩子家不同意,坚决要求女孩子回到老家陕西。前年十一,文迪带着女朋友到北京,我和老婆请他们吃饭。这一年过年回去,三叔三婶就问:“文迪媳妇你们看见了没?”“看见了。”我说。“怎么样啊?”“挺好的,看起来很老实。”我回答。

我告诉三叔,赶紧把你们家西屋装修好吧,说不定明年文迪就把女朋友领回来了。三叔嘿嘿一笑说,赶趟,收拾屋子还不快。但文迪一直没能把媳妇领回去。每次说起这事,三叔不复以往的乐观,连连摇头,说她们家那头不同意,咱就想不明白,都啥年月了还干涉儿女。三婶在旁边附和,说文迪半宿半宿地打电话。我看到他们因儿女的事情而苦恼,却无力帮他们什么。去年五一期间,我接到文迪电话,让我第二天务必去塘沽,她女朋友的母亲、姥姥和小姨过来,非要见一见我们家这边的人。其他亲人皆在千里之外,只有我最近。我一早坐车过去,见到他女朋友的家人,她们对我的到来既不吃惊,也不热情,可有可无。我本不善于同陌生人打交道,何况是去游说这类事情,也只能没话找话地问问家里情况怎样,故作轻松地说文迪和女朋友关系很好,他们留在塘沽会都有发展的。她们只是善意地微笑着,对我的话不置一词。后来我问文迪,这次之后,他女朋友家里有没有松动,他说情况还那样,并没有根本的好转,我知道自己的游说并不成功,觉得很惭愧。

今年的十一,三叔和三婶一度准备着迎接准儿媳妇,然而最终,文迪还是一个人回了家。我曾偶尔听三叔和我父母埋怨,意思是不行就算了吧,再谈一个,总不能老这么僵着。而文迪并没有散的意思,他就只好把话埋在心里,眼看着儿子遭受爱情的苦恼,他大概渐渐明白,总有一些事,是他这个能人无能为力的。

过年节回乡,三叔会请我们去他家里吃饭,想尽法灌我和弟弟喝酒,我们要同理对他,他就会摆出三叔的架子耍赖。在酒桌上,我问他收入是否见长了,他得意地歪着脑袋说:“我有额外收入。”我知道他的额外收入,就是偶尔从矿上顺回一块废铁,或者机车废弃的零件,有时候甚至是矿石。没人知道他把这些玩意倒卖到那儿了,总之他卖了,还卖了一个好价钱。在法律上,三叔是个罪犯,可在老家那偏远的农村,他被村民看做是会过日子的能人。他偷树,顺废铁,但绝不会拿个人家的东西,这一点,三叔分得极为清楚。对他,甚至对整个乡村来说,集体的东西是人人可以拿得的。村民之所以认同甚至有机会人人都会这么干,是因为他们根子上觉得自己亏。说是林子是集体的,但村领导家里盖房子,想放多少树就放多少树,而一般村民却不行;铁矿明明开在自己的地界,每天收入几十上百万,可除了当官的,谁也分不到一分钱。因此,这种偷,变成了拿,是拿回自己应该有的东西。这就是乡村的道德,他们早已经在宏大的国家法律之外,建立了自己的一套秩序。

每个月一千多的固定收入,大儿子文迪已经工作,小儿子也即将读完大学,这些都使他微微的发福。三叔饭后闲站在街上的时候,身体不会如以往绷的那么紧,有了些志得意满的懒散。这使他和四叔不同,他对生活向来怀着可靠的期望,因为他的两个儿子都读了大学。无论他们将来工作如何,生活是否顺心,至少在现阶段,三叔于村里是活的潇洒的少数人。儿子的身份,让他也有了身份,人前说话和人后办事,也就有所不同。他有肉吃,有酒喝,家里并无债务,也看得见自己能沾儿子的光到城里去住几天的未来。这是他的快乐。

然而他不愿意去想和面对的,是快乐背后的隐忧,比如身体比原来差很多,腰腿都疼,还有许多地方偶尔的不舒服;比如大儿子悬而未决的爱情,小儿子毕业后能否找到满意的工作。他不去想这些隐忧,或者,他觉得自己把儿子养大成人,供他们读完大学,已然完成了做父亲的任务。他还是偶尔去和人打打扑克,小赌一下,赢了钱就到亲戚家里去说,输了钱也去说,自己本来有何种好牌,可惜打错了。

三叔还不到五十,但已经有了老年人的样子,这种老,是岁月一刀刀刻在他身上的。我常常想起许多年前和他赶着骡车卖西瓜的情景,我一直记得绿油油的西瓜,高高的秤杆,洒满阳光的马路,但总是无法回忆起他当时的具体模样。而现在,当我讲述他前半生的故事时,吃惊地发现,三叔的形象似乎从我第一次见到他就和现在一样苍老,他成了一年没有年轻过的人。我不知道何以如此,只是觉得,也许这个衣着老旧、头发蓬乱、面孔黑红的人,早早就注定了有这样的经历,生这样的儿女,过这样的生活。

 

刘汀 2011-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