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九四二年的时候,少年派在干什么?

中国人似乎对印度人和日本人有根深蒂固的歧视。一开口就是阿三小日本什么的,一副高帅富嫌弃矮丑挫的口气。但经过李安这么一拍,搞得印度人好像很有灵魂似的。那两个日本人也不猥琐,居然选择相信了第一个故事。相比起来,我们中国的观众就要深刻得多了。本来是一部“奇幻漂流”,硬给解读出了许多“少儿不宜”的内容。

少年派和一九四二,同样是由灾难、尸体、亲人离散、孤独求生和死亡的恐惧构成的故事,但过程和结局好像完全不同。中国人颇为辩证地把灾难分成天灾和人祸,好像自作孽和天作孽都是我们民族必须承受的宿命。而且从来都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说得就像“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一样顺口。不过,中国人的记性确实很不好,忘了还有“剩下的九十分就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刘震云说,一九四二真正的主角是电影结尾处那个被老东家带走的孤女,电影的意义在于告诉大家“我们的母亲是怎么来的”。但谁又在乎呢?过了一九四二还有一九六二,谁能告诉我,我们的母亲是怎么没的?

当然,看过电影你就会知道,冯小刚绝没有影射一九六二的意思,那是有人在黑他。日本飞机丧心病狂地扫射,重庆Welcome的口号,西安城下国军的枪口,河南神父说“埋了吧”,美国记者走后蒋介石的气急败坏,这分明都是在点题: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抱美国大腿,或者追求不切实际的信仰与自由,都是行不通的。与金陵十三钗的亲西方路线相比,冯小刚的电影要十八大得多。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老东家逃难到陕西,却没有碰上八路军的队伍。所以他只好折返到国统区,或者是沦陷区,折返到历史深处,显而易见地,最终也消失在历史深处了。

二、不说话的人和会说话的人

瑞典人在世界末日这一年,终于把诺贝尔奖颁给了有合法身份的中国人。

但莫言的表现很淡定,或许这就是大国崛起背景下的自信吧。莫言的演讲也中规中矩,但无可无不可恰恰就是中国人最引以为傲的智慧。记得高行健演讲的时候,还满口“要自由,不要政治”。但莫言就聪明得多,他告诉我们,人如何在不自由与匮乏的情况下讲故事,以及如何通过故事来接受这个既成的世界。

但诺贝尔奖已经和围绕中国的整个外部世界一样,再也无法不去认真考虑中国人的感受了。整个世界都正在被中国人一点一点地以压低了价格的物质和同样压低了价格的价值观填充着。

三、说好的世界末日呢

昨天买微波炉,我爸留了销售员女儿的电话。

今天买沙发,我爸留了销售员的电话。

他以关注习近平为名努力学习上网,然后,地址栏下拉菜单里就经常出现我的世纪佳缘。

一想到快世界末日了,很对不起父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