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1903-2002),著名民俗学家,作家,教育家。原名钟谭宗,广东海丰人,1922年毕业于海丰县陆安师范,1927年到中山大学中文系任助教,1928年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讲师,1934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文科研究院学习,1947年任香港达德书院文学系教授,中国文学协会香港分会常务理事。1949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兼任北京辅仁大学教授。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北京市政协常委等职,著有《民俗学通史》、《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等民俗学理论著作数十部,及《西湖漫话》、《未来的春》等散文集、诗集多种。

萧放,1960年生,湖北黄冈人,1983年毕业于湖北大学历史系,1986年获江西师范大学史学硕士学位,1996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钟敬文教授攻读民俗学博士,1999年获博士学位,其后继续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2001年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民俗研究室主任,中国民俗学会理事。

记者见到萧放那天,他正在开会。由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文联等机构联合召开的“十部文艺集成志书全部出版总结表彰大会”,隆重、热烈,规格很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国务委员刘延东都发来了贺信。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萧放感慨万千。会议与他的老师有关:浩荡四亿多字的“十部文艺集成”,正是被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的钟敬文教授,生前倾力而为之作。而今巨作成,斯人逝,中国民俗学学科的第一代建设者,却没有看到此等学术繁荣盛况。

image

人生自古谁无死

萧放一直记着2002年1月6日那个下午,他见老师钟敬文的最后一面。

在此之前,1月3日,钟敬文先生养病的友谊医院,北师大中文系刚刚为他庆祝了百岁华诞——这是启功先生的提议。早上去医院的时候,萧放还带了一些草莓,他知道钟老爱吃。果然,吃过生日蛋糕和长寿面,胃口不大好的钟老提出要吃草莓,边吃边问:你们为何要这时来祝寿?

病床边簇拥的学生们说:按年头算,过了元旦您就是一百岁了,又趁假期,大家都想看看您。

钟老没有再说什么。后来萧放知道,老师心情不大好,他还想着要养好身体,回去上课。

然后就是6日下午,萧放又去医院探望,感觉与平时不大一样,病房门口挂着“谢绝探视”的牌子。轻轻推门进去,萧放看到老师正在酣睡。病房里有钟老的女儿钟宜,还有也来探视的程正民教授等数人。钟宜说,照钟老平日的习惯,现在该是起床聊天的时候。可直到下午5点钟,钟老还没醒。

大家觉得有必要叫醒他,于是打开了房间顶灯。钟老对光线敏感,马上醒来。程正民伏在钟老耳边说:“我是程正民,来看您啦。”钟老说:“我想你呀!”

于是聊天。不知为何,钟老说起一段故事:乔冠华病重卧床时,夏衍去探望。乔冠华已经无力说话,便用手指在夏衍掌上写字,写的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钟老反复念叨这两句诗,说,乔冠华有不平之气。众皆默然。萧放推想,那时钟老可能已经隐约知道了自己的病情。

黄昏时分,萧放告辞,钟老吩咐:“请告诉大家,我很好。大家都很忙,不要来看我。”萧放说好,再见。

这是学生对老师说的最后一句话。接下来的两天,萧放忙着写完《历史民俗学与钟敬文的学术贡献》一文,准备下次去医院,念给钟老听听。此谓之“过耳”而非“过目”,因为钟老视力不好,多年来审读博士论文或批改作业,都是让学生读给他听。不料10日凌晨,钟敬文先生便溘然长逝。

image

五四运动启心智

钟敬文,原名谭宗,一字静闻,1903年生于广东省海丰县公平镇一户商人家庭。萧放在研究老师生平时发现,“五四”运动的春雷,是钟敬文学术生命的发端。那个躲在古屋小楼里,用朱笔圈点《唐宋诗醇》、《渔洋精华录》,学做“子曰”文章的年轻人,犹如触电般猛醒,坚定地投身新文化运动。钟敬文曾说:“五四的智慧醒觉运动,把我的心眼撞开了。”当时北京大学的“歌谣学运动”正如火如荼,钟敬文把在家乡搜集来的民间故事、民歌、民谣整理出来,投寄到北大,发表在《歌谣周刊》上。他也由此结识了顾颉刚先生,两人开始通信往来。在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史上,“五四”时期的北大是发轫之地。

但钟敬文未能和北大走得更近,1922年他从陆安师范毕业后,无钱升学,便在家乡做了小学教员。几年后他离开故乡到广州,成了岭南大学中文系的教务员。也是缘分所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大的很多优秀学人纷纷南下,顾颉刚也到了中山大学。得顾颉刚赏识,钟敬文有机会调入中大,担任中文系助教。如鱼得水,他终于可以专心从事自己热爱的民俗文化研究。在中山大学时期,钟敬文协助顾颉刚,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俗学研究组织——民俗学会,倡办民俗学讲习班,编印《民间文艺》、《民俗周刊》及民俗学丛书,对这门研究民间文化的新学问极力进行宣传。钟敬文又做编辑又做校对,还要联系印刷,忙得不亦乐乎,也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谁知好景不长,1928年夏,钟敬文突然被中山大学解除教职。此事的缘由,是校方认为当时一本由顾颉刚主编、钟敬文经手付印的《吴歌乙集》中有“猥亵”的语句,有伤风化。提起老师年轻时遭遇的这次意外打击,萧放说,时任中大校长的戴季陶,平素与顾颉刚不睦,但顾大有名气,奈何不得,戴季陶只好转而拿钟敬文泄愤。实际上“荤段子”在民歌中普遍存在,“老百姓唱歌,没有这个东西就不高兴,这是最富有生命力的民俗文化。”萧放说,当时钟敬文还有个感情不错的女朋友,是南洋富商的女儿,也在此时和他分手。失业加失恋,备感挫折的钟敬文离开广州,一路北上,落脚在浙江大学。

在杭州,钟敬文一边教书,一边醉心于散文写作,出版了《西湖漫拾》、《湖上散记》等散文集。在现代文学史上,钟敬文也是著名的散文家,郁达夫等人就很喜欢他的文章,认为深得明代小品文精髓。不过在钟敬文看来,学术研究还是要放在文学爱好之上,他在杭州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浙江大学也继北大和中大之后,成为民俗学研究的又一重镇。

西湖美景还孕育了新的爱情,钟敬文在这里遇到了后来的夫人。结婚后,1934年钟敬文东渡扶桑,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1936年回国。抗战爆发后,钟敬文投笔从戎,在国民党军队里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当时他好像是第四战区的一个上校之类的军官,和黄苗子他们一起写些宣传抗日的报告文学。”萧放说,抗战时期的中国民俗学研究也转移到大后方,主要在云南和陕北等地,还有一些学者在从事乡土调查。

抗战后期,钟敬文一度回到中山大学,讲授民间文学、诗歌概论等课程。“时间不长又被开除了。”萧放说,“钟先生虽然不是共产党,但思想进步,特务老盯着他。”1947年,钟敬文乔装打扮去了香港,著名的达德书院收留了许多进步民主人士,如郑振铎、郭沫若等人,钟敬文也在这里等到了新中国的成立。

1949年后,钟敬文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副教务长、科研部主任、中文系主任等职,创建了全国第一个民间文学教研室,开设了第一个民间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班,并和郭沫若、老舍一同筹建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钟敬文作为常务副理事长主持该会日常工作,这也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民间文艺专业研究机构。“新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钟老搞了近半个世纪,直到他去世,可以说培养了中国民俗学界80%以上的人才。”萧放说,“现在研究民俗学的学者,基本都是钟老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他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民俗学之父’。”

魂牵梦萦到巴黎

1957年,钟敬文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直到“文革”结束,才恢复正常的学术活动。年轻时漂泊四方,一生坎坷,钟敬文几乎不和学生们谈论这些往事。在萧放的记忆里,那个弥留的下午,钟老却说了很多话。不光讲乔冠华的故事,他还讲自己在病榻上做的梦,很奇怪,梦到忽然去了巴黎,在拘留所里被关了一夜,晚上很冷。
“我没有去过巴黎,怎么会梦里去了呢?”钟老说。

一旁的钟宜就问:“是不是因为冼星海的原因,才会想到巴黎?”

钟老不语。上世纪20年代在岭南大学时,钟敬文与冼星海交往密切,冼星海后来去了巴黎。

萧放当时也觉得,这大概是一个释梦的理由。可能人到年老,常会想起年轻时的一些遗憾,或是向往之地。萧放曾经问过钟老,当年分手的那位南洋富商之女,而今下落如何?

先生笑道,那女孩子后来去了德国,现在就算还在人世,也不过是个九十多岁的老太太啦。

萧放开玩笑说,要是你当时也去德国呢?

先生说,那样的人生,可能就会和宗白华差不多吧。(注:宗白华先生曾在德国留学)

钟敬文逝世后,他讲过的奇怪梦境,还萦绕在萧放脑海里。为钟老撰写生平时,萧放翻阅了大量老师遗留的文稿,偶然发现了这个梦的确切起源。

抗战时期,是钟敬文对待人生和学问的态度,发生大转变的关键时期。他对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法西斯统治下的处境十分关切,1945年,钟敬文写道:“当卐字旗遮盖着巴黎的时候,跟忧虑法兰西的文明和自由受辱的同时,我焦念着这位‘欧罗巴良心’的老人的安全。”对于钟敬文,罗曼•罗兰不只是一位作家、思想家,更是“我灵魂的深切关与者”。萧放认为,先生对罗曼•罗兰的崇拜,是对人类良心的崇拜,是历经磨难而无怨无悔的信念。所以,直到九十年代后期,钟敬文听说漓江出版社出了罗曼•罗兰的著作新版,还赶紧让人给他捎一本来读。所以,他不与人言说苦难,只是埋头治学,而让这种信念埋藏心中,化为梦境。

可惜,已经不能向梦的主人求证了。

image
萧放忆恩师
他说自己是一粒麦子

我以前是学历史的,本科和硕士在湖北大学,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明清史方向。清军入关时,军队人数其实比较少,而明朝那么强大的一个王朝,怎么一下子就被打垮了?这个问题让我想到,大概和明朝后期社会风气的腐败有关,与民俗有关。我有兴趣做这方面的研究,就开始写文章,后来1991年有机会到北师大做访问学者。我的指导老师是钟老的学生张紫晨先生,那时候钟老不带学生,比较闲,经常让我们到他家去坐坐。他很重视所有对民俗学有兴趣的学生,不管你是本校的还是外来的,都非常热心地帮助解答问题。

在我访学期间,张紫晨先生去世了,他的学生就都由钟老接管过来,包括博士生和访问学者,我就这样成了钟老的学生。他很重视根据学生个人的情况来安排研究方向,比如中国历史上有本书叫《荆楚岁时记》,是研究岁时的第一本著作。我恰好是荆楚之地来的,钟先生就安排我来做这本书的研究。访问学者结束后,我回到湖北,又过了几年,考上钟老的博士生,博士论文仍然是做《荆楚岁时记》这个题目。

博士论文很难做,钟老的点拨总是很关键。我的论文副标题起初叫“兼论传统中国人的时间观”,钟老给加了“生活”两个字,“兼论传统中国人的生活时间观”。这两个字看似平常,实则非常重要,“时间观”是中性的,任何阶层都可以用,但民俗学的研究着重在基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加了这个限定就非常贴切。我一下子明白了民俗学研究一本书,区别于文献学的地方,这正是困扰我很久的问题。

钟老是1981年国家确定的首批博士生导师之一,可他一直到1986年才开始招收第一届博士生。他曾经说:“我自己没当过博士,也不知道博士该是个什么标准。”其实,他是觉得没有合适的人才,在学问传承上,他非常严肃和谨慎。后来很多老师都劝他应该多招生,他终于想通了,要把民俗学发扬光大,确实需要多培养人才。上世纪90年代初,九旬高龄的钟先生还发誓,要为中国民俗学培养50名博士。直到他去世,指导毕业的博士有30多位,手下在读的还有15位,也算基本实现了这个宏愿吧。他常说自己是一粒麦子,这一粒麦子如果用掉,就一粒都没有了。可是如果把一粒麦子种在土里,就会长出麦穗,就会有很多粒麦子。

他就想变成这样的一粒麦种。本来他一直想写《女娲考》,研究民间传说中女娲的故事,因为顾颉刚先生写过孟姜女故事研究,启发了他。但这个文章一直没时间写,钟老忙着培养学生,他说自己做学问,和一个学科的发展建设比起来,还是后者更重要。人的精力就那么多,难以兼顾,这样想想也就想开了。后来他培养的博士里就有人做女娲研究,可见学术的传承没有断裂。

不能兼顾的人生

他一生中,不能兼顾的东西还有很多。比如,钟老有浓郁的诗人气质,诗歌是他一生挚爱。他永远随身带着诗集,甚至说他死后,墓碑上只需写“诗人钟敬文”就可以了。但是,诗终究被他看作个人爱好而已,学问才是正事,他愿意牺牲爱好去做学问。

民俗学无论在中外,都有浪漫主义倾向,民俗文化是文化的根、民族的魂,现在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都强调这个观念。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样一种浪漫主义倾向,可能会影响学术的深度。钟老是诗人,又是从“五四”过来的人,他就讲,这个学问不同于自然科学,对于民族文化要热爱,需要在学术体系里边强调人文立场。为什么呢?我们研究的不是一个物体,而是活生生的老百姓,是有情感和价值观的。中国文化从来都是上层主导,底层的总结研究很少,这是需要民俗学者去努力的,你不热爱老百姓,怎么研究民俗学呢?钟老是性情中人,以前对北京禁放鞭炮就有意见,曾经在光明日报写文章说过个问题,说没有听到鞭炮声,就像没有过年一样,民俗情感的东西都没有了。

还有不能兼顾的,是家庭。这点我体会尤其深,我是工作十年后才考的博士,有家有口的。钟老希望学生专心读书,不是寒暑假,最好不要回家。当时我爱人在湖北,还有已经上小学的孩子,我在北京就很想家。记得1997年,我跟钟老请假,我说香港都要回归了,我也要回家。哈哈,钟老说好吧,你回去吧——其实他心里还是不大乐意的,可能在他看来,做学问有点像出家了。

但是学生跟他在一起,能受到很多家庭般的关爱。他每年都带我们出去春游,到月坛公园,或者香山,或者陶然亭,他九十多岁了还能到处走。还有每年中秋节,必定做一个茶话会,那时候新生刚入校,他要和学生们在一起。他从自己家拿来月饼,大家一起吃。这些都体现出为人师表,所应该注重的情感培养。不像现在很多老师,平时只会使唤学生,师生完全是工作关系,那就少了很多人情味。

民俗学今昔变迁

民俗学在“文革”时期,曾经被看作“资产阶级学问”,本来是研究老百姓的事情,钟先生却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改革开放以后,学科的重建就是头等大事。1984年,钟老被推选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当时中国民协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编纂《民间文学集成》。现在我们看到的成果有十套“集成”,四百卷,4.5亿字,十多万人参与的浩大工程,当年钟老倾注了很多心血。比如民间故事,每个省都有一卷,最后汇总到北京来审定。评审开会的时候钟老必到,必定要听完大家发言,然后自己提意见。

现在十部“集成”已经全部出版了,我们开总结表彰大会,很多人都说起钟老,因为很多人都受益于他。比如民间故事北京卷的主编,就说当年北京的民间故事没钱出版,还是钟老帮忙解决的。据说是有一年政协的领导来看望钟老,问有什么困难。钟老不说自己的事,就跟领导说,北京的民间故事想出版,没有钱,能不能解决一下。结果很快就拨下款来,那个主编非常感激。

但是钟老已经看不到了。包括现在热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其实很多内容就在民俗学的研究范畴里,国家非常重视。民俗学近年来发展很快,这正是钟老一辈子希望看到的局面。在我读博士的时候,说起民俗学这个词,别的院系连教授都说不知道,没听说过。如果要说钟老去世时还有什么遗憾,可能就是他没看到今天这样的大发展。

我现在还常常想起的,是以前每到春节,陪着钟老去买水仙花。他是广东人,很会挑水仙,过年正是水仙花开的时候,他总会买很多,每个老师和学生都送一包。后来三联书店出版我一本书,讲春节民俗文化的,封面是梅花。我说应该用水仙花比较好,钟先生喜欢水仙花,那是高雅纯洁的花,春节时候盛开,寓示新生活的开始。

【新京报个人史“师友杂忆”系列第6期,2009年10月21日,未经许可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