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着自己的手臂,一次性输液管,一点点攀上去,她就看见了那只吊滴瓶。

   吊滴瓶被倒置在绿色的塑料网袋里。一根水平横着的不锈钢杆,无比痛苦地拎着它。横杆连着竖杆,竖杆连着床。床是窄窄的钢丝床,只容得下一个半身子。弹簧早已松了,人躺上去,草席的四角就翘起来,好像随时要把人埋葬。枕套看上去很白,但是小了点,就露出一截印满渍迹的枕芯,那颜色说白不白说黄不黄。头放下去之前,她犹豫了一下。包里正好带了一份自考的复习资料。她拿出来铺到了枕头上。为那张文凭,她已经啃了很多年,就剩下这最后一门。头靠上去,硬梆梆的复印纸在底下发出悉悉缩缩的声音,她觉得踏实多了。

她继续看着那只吊滴瓶。不用仰头,也不必俯身。瓶子就悬在眼睛最适合放的位置。她还从未如此专注地观察过一只液瓶。虽然以前感冒发烧,她也打过吊滴。那是一只形状大小都很普通的吊滴瓶。瓶子外面贴着一张写有她名字的单子,只被桨糊粘住了很小一块,像是随时都会掉下来。液瓶里的那条水线一动不动。在滴吗?噢,在的。她看到了。液瓶口的那根针管,像一尾苟延残喘的鱼,隔一会便吐出几个泡泡。眼睛再慢慢移下来,她看见了输液管中间的那个观察窗。现在清楚了。滴嗒,滴嗒,它一直在滴。滴嗒,一滴药液掉下来,通过那根塑料管子进入了体内的另一根管子。滴嗒,又一滴药液掉下来,通过管子流经静脉进入心脏。扑嗒,扑嗒。于是她听到了自己的心跳。滴嗒,扑嗒。它们的节奏是一样的。扑搭,滴嗒。它们发出的声音也是一样的:迟缓,沉闷,又恋恋不舍。扑嗒——跳一下,就少一下。滴嗒——滴一下,就少一滴。液瓶连接着心脏。她想。我的心脏与这个液瓶一定很像,如同孪生姐妹。要不,它就是我的心脏?是的,那根长长横着的不锈钢杆,多像一只手,上帝之手,拎着我的肉身。“命悬一线”——她忽然想到了这个词,以前从没用过。

检查,填单,开药,那个医生一直笑咪咪的。“等活检结论出来看吧——之前那个病人初期症状跟你一样,结论出来后只捱了三个月。”说这些时,她还是笑咪咪的,态度和蔼得像一个白痴。是的,我在等死。那张活检报告单的结论其实早已写好了,只不过,我还得苦苦再等一个星期才被告知。然后是最后的三个月。滴嗒,滴嗒,那是腥红的血,从蓝色心脏里流出来,一滴一滴,无声无息落于尘埃。然后是油尽灯枯,然后是灰飞烟灭。如果死期是命中注定的,那么这样一种先被告知然后慢慢等待的方式也是无法改变的吗?如果可以选择,你会选哪一种方式呢?她问自己。她想了想,然后在心里对自己说:就这一种吧——无知无觉地再活三个月,然后就是命中注定的那一天,我像往常一样走上大街,像之前无数次中的某一次一样横穿过马路,然后是一辆飞驰而来的汽车。大街上的人都会听见那声刺耳的刹车声,但我听不见了。所有人都会围上来,指指点点,七嘴八舌,但我看不见了。因为我死了。嘎然而止。没有痛苦,没有留恋,没有煎熬,没有一丁半点的拖泥带水。就这样,我死了,但世界不会因此有任何改变;就这样,我在我该死的那个日期死了,但那个日期对别人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医院就像个嘈杂的菜市场,走到哪里都是人头。得病的都是小孩子,五六个大人无头苍蝇样围着转。他们都一样的疼她,但最少不了的是妈妈。想到女儿,她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女儿还没满三周岁,刚刚进了幼儿园的托班。她的死对女儿而言,意味着什么?当傍晚戴着五角星从幼儿园回到家时,她一定会问她的奶奶:妈妈呢?当早上迷迷糊糊揉着眼睛爬下床时,她一定会问她的爸爸:妈妈呢?当大街上看到别人的妈妈时,她一定会问:我的妈妈呢?是的,谁都有妈妈,她问的不是别人的妈妈,而是自己的妈妈。“我的”!而不是别人的!这是一个她刚刚从幼儿园学来的概念。每次,她打电话回家,女儿总是第一个去抢,她也就会那么几句基本的对话,都说完了,却还独霸着电话机,奶奶和姐姐等在旁边想接几句,她死活不肯,“妈妈再见!”她迅速地搁了电话,然后把稚气的脸朝向他们:“没了!”——因为这是“我的”妈妈。以前他们是这样回答的:妈妈上班去了!妈妈出差了!女儿会似懂非懂地回答:噢!那么这之后呢?继续说上班出差?或者告诉她你的妈妈——死了?

女儿是她的心头肉。结婚之前,她曾经怀上过,没法要,两个人偷偷摸摸去做了(她想她的病根就是那时拉下的)。结婚一年后,她与他都有了准备,谁知却怀不上了。一直没有。跑了很多家医院,都没找出什么毛病。那段时间,她的包里总带着那种一次性的测试棒。碰到例假推迟一两天,她就会激动得要命,什么班都不上了,赶紧跑去厕所拿出那宝贝试。尿液沾着测试棒,像猴子见杆一样向上窜。她蹲在卫生间里等啊等啊,第一条红线出来了。等啊等啊,她蹲得脚都麻了,第二条红线一直没出来。她已记不清用了多少测试棒。刚开始几次,她会迫不及待地给他打电话,“这一次可能是真的”,她跟他说。开始他也激动,但后来他就发火了:你就不能沉住点气?一次次地希望,又一次次地失望。到第三年,他与她都完全绝望时,忽然就有了。那天她蹲在厕所里,看见第二条红线像奇迹一样不紧不慢地显现,她的泪珠子扑嗽扑嗽掉了出来。她努力克制住没给他打电话,当晚在床上欢爱时也只字未提,她把这个幸福的消息独自藏匿了一天一夜,这对她的毅力是个考验。第二天早上,她一个人去了医院。报告单出来之前的等待是漫长的,一日长于一年。似乎是同样的等待,同样的煎熬。一样是心里有了底,但都必须通过一张报告单来确认。不过那一次是生命的预言,而这一次却是死亡的召唤。

她从床上下来去了一趟厕所。从蹲坑站起来时,针管里的血倒流出来。她把液瓶重新擎高,血退回静脉,细管子上却留下了殷殷的血痕。她见不得血,她感到头有点晕。走廊上一下子拥出了很多人,就像是见着面包屑的蚂蚁。对面的急救中心门口,一辆急救车呜呜叫着,从车上推出来一个血糊糊的男子。走廊上的每个人都在说话。车祸,年青,死。她隐约听到了这几个词。他是谁?干什么的?有家人和小孩吗?没人知道,也没人对此感兴趣。或许有谁明天早上跟同事聊天时会说起:昨天医院死了个人。要说意义,这可能就是唯一的意义。

死亡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此刻站在走廊上议论别人死的人一个个也都会死。这无可置疑。但旁人的死不关你痛痒。有天早上她去上班,看见下坡路上围了一大群人,上去一问,才知是附近村里一个老太婆不堪病痛的折磨吊死在了路旁的一棵树上。那天她也跟着感叹了,她认识那老人,以前天天在路边摆小摊卖小菜,而那棵树就在她平时摆的小摊边上,很小很小一棵树,像有因果似的结束了她的生命。但是没过几天她就忘了这事。毕竟是不相干的人,她死了你不可能买不到小菜。是的,旁人的死不关你痛痒,如同你的死也不关旁人痛痒。只有亲人的死才会走进你的内心。很多年之前,乡下的奶奶死了,此事一直像阴影一样缠绕着她。她从小就是在奶奶身边长大的,奶奶是最宠她的人。据说小时她长得丑,但奶奶不嫌,奶奶总说“自家的米白”。有一次她把脚丫踩到了热的灰坑里,整只脚底都起了水泡,晚上痛得睡不着,奶奶就整夜整夜地抱着她,一遍遍地拿草籽水浸脚,阿囡阿囡地念到天亮,然后出门干活。上小学后她被送到了城里,每年假期一到她就迫不及待地朝奶奶家跑,那是她童年的天堂。奶奶活得很硬朗,七十多岁了还天天上山采茶,从来都没个头痛发热。但是忽然有一天,家里人告诉她,奶奶死了。她不相信。奶奶活得好好的,怎么会死?后来从别人口中知道,那天中午奶奶摘了半天的茶叶归屋,口渴得要命,就倒出一大碗黄酒咕噜咕噜一口气给喝下了。后面的气接不上,就再没起来。快临考了,父母让她留家里,她死活还是去了。奶奶就直挺挺地躺在中堂墙边的一块门板上,一夜之间,高高大大的奶奶像一枚风干的果子一样皱缩了。他们在她的头上戴了顶镶珠的黑绒帽,在她的脚上套了双红色的绣花鞋,还给她穿了一身崭新挺括的藏青衫裤。奶奶活了一生,穿戴还从来没这样齐整过。她不相信这个直挺挺躺着的人就是她的奶奶。她感到她正在变得越来越小,就像被谁施了咒,她就要被装入一个小魔匣,那魔匣由很多个一模一样的小匣子组成,一个套一个,无穷无尽。她想看一看她的脸,但是奶奶的脸被一块黑布给蒙住了。“奶奶死了,我的童年结束了!”她在日记本里对自己说。跟着奶奶的死,接锺而至的是迷惘而又灰暗的青春期,她变成了一个忧郁寡言的女孩子。

对死亡的恐惧,一直以来都困扰着她。所谓恐惧,倒并不是怕自己死。对自己而言,死亡似乎是一件遥远的事。她恐惧的死,也不是意外之死。她觉得,她的亲人,那些爱她的和她爱的人,总有一天都会一个一个地死去,最后,这个世界上孤零零地只剩下她一个人。父亲也会死。这一天迟早都会到来。一转到这个念头她就无比恐怖。既然人都难免一死,谁最终都会被孤零零地遗弃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又为何生?难道生的意义就在于:看着亲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去,独自承担这种痛苦和孤独,最后自己死去,再让后来的亲人继续承担一样的痛苦和孤独吗?

而现在又不一样了。我就将先我父亲而去。她想。本该我来承担的痛苦和孤独,反而要落到他的头上了。他生下我,然后又要看着我死。会有比这更痛苦的事吗?父亲不会哭的。她从来没看见他哭过。他只会枯坐在属于他的那个角落的那把椅子上,不吃不喝,不开电视不开灯,闷头闷脑地一根接一根地抽他的烟。她想像得出这个情形。父亲悲伤的时候是这样,愤恨的时候也是这样。一向以来她都是一个温顺听话的女儿,但是在那件事情上她却伤了父亲的心。与他交往的事,之前她一直瞒着家里。父亲知道这件事时,她已深陷其中,无法自拨。父亲坚决反对,他讲了很多很多的道理,又组织了很多亲戚朋友来劝阻。仿佛泥牛入海,她不为所动。父亲枯坐在那个角落的那把椅子上,一根接一根地抽他的烟。她觉得她快被父亲逼疯了,而自然,父亲也快被她逼疯了。父亲最终使出了杀手锏:“那你选择吧。要么你跟他一刀两段;要么,你就跟他走,现在就走,再别回来!我就当没生你这个女儿。”父亲很艰难地说完这些话,谁都没有想到,她真的站了起来,她伸手去拿她桌上的包,她说:好吧,我走!那个晚上她虽然没有走成,但是她作出了选择。一边是一个原本毫无瓜葛的男人,另一边是生她养她几十年的父亲。她在两个男人之间作出了选择。最终,她与他走到了一块,后来又有了女儿。父女的结随着时间也一点点地解开,一家人到底还是和好如初了。父亲毕竟是父亲,就像女儿毕竟是女儿。也许父亲早已原谅她了,但是她却无法原谅自己。正是她这个女儿在亲生父亲的心口狠狠地划了一刀(那一刀同时也是划在自己心口的)。现在,伤口愈合了,结疤了,掉皮了,但是,那条伤疤是永远都抹不掉的。

她换个了姿势,继续看那只吊滴瓶。液面已下降了一半。几个泡泡从鱼嘴里滑出来,扭着腰肢攀上水面,努力地游向岸边,终于到了瓶壁,却啪的一声破裂了。“在病中,天堂高我一头”。这是他的诗句。天堂就在水面之上,而那条鱼永远都到不了。当它露出水面,它也就干涸而死。

当时,为什么就会选择他而不是父亲呢?她忽然想到了这个问题。她从来都没想过这个问题。作出决定时,她是不假思索的。必须这样,也只能这样,不存在第二个答案。为什么就“必须”和“只能”呢?当时她觉得无法解释。现在她像是一下子想通了。因为父亲是永远的,是不会失去的。而他是有时间界限的,会随着她的一个念头突然消失,像从来没在她眼前出现过一样。这就是亲情与爱情的区别。亲情是液体,是软的,是有弹性、能包容的;而爱情是固体,是硬的,是脆弱而又易碎的。亲情可以出尔反尔,而爱情却一诺千金。当时所以敢作出那样的选择,其实是有前提的。因为她心里有底,父亲永远不会失去。是的,现在,当她想到死的时候,她首先想到的是女儿,还有父亲。她为此意外。她首先想到的人应该是他。因为,在她的心里,他从前都是第一位的。记得有一次,她曾经问过他:我与女儿,如果只能选一个,你选谁?他回答得不假思索(就像她当初不假思索地选择了他一样):当然是女儿!本来只是夫妻间的一句戏谑,他却郑重其事地回答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心里怎么想,嘴里就怎么说。她觉得受不了,这样的回答,特别是他的神态,那种理直气壮和理所当然。她为此伤心了很久。

自从遇见他后,在她心里,他从来都是唯一的,她觉得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在认识他之前,她顺顺利利地考上了大学,又如愿以偿地参加了工作——那是一份让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工作之余,她还有一大帮快乐的小姐妹,小圈子热热闹闹。谁都觉得她活得开心。但她并不快乐。她只是觉得应该这样活着,所以就这样活着而已。就像尽义务。家里是看不到笑容的,父母都下岗了,母亲不听劝阻去合伙办了个厂又落了一屁股的债,父亲为此一天到晚与母亲吵,弟弟又刚刚考上大学。她唯一能做的是,每月寄生活费给弟弟,再把剩下的薪水如数交给父亲还债。与小姐妹在一起的那些快乐,是公共的,热热闹闹的快乐。而真正的快乐,她以为,应该是私人的,隐秘的,无人能够分享。年复一年,生活没有尽头,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然后,小姐妹们忽然一个接着一个地有了男朋友。我是不是也该找一个了?她问自己。父母、亲戚、同事还有更多莫名其妙的热心人开始给她介绍对像。她一个个去看了,相貌都挺周正的,没一个缺鼻子少眼,手里都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介绍起来也都是年青能干,前途无量,有的据说七姑八姨都还有点来头。介绍的人问她怎么样,她每个都说好,她是真的找不出什么毛病。这一张张面目模糊的脸摞在一起,就像是一叠厚厚的复印纸。我之后的一辈子就要跟其中的某一张脸栓在一块吗?她想。可是,为什么是他,而不是他呢?理由呢。她找不到选择的理由。她觉得茫然,无助,她又有了孤零零在这个世界上的感觉。

然后有一天,她在办公室里看见了他。她的眼睛一亮。整幢房子像是晃了一下。她听见一个声音在内心深处很轻很轻地喊:对,就是他!他是她办公室对面的同事的同学的朋友。他们坐着抽烟喝茶聊天,她感到他的眼睛在有意无意地瞟向她。她坐在办公桌前,面红耳赤,心跳加速,不知该走开还是留下。她装作有事似的出去了一趟,但很快又走回来了。虽然第一次见面他们连一句话都没说上,但她却因此有了期盼,那种感觉陌生、甜蜜而又酸涩。几天之后,她又在单位碰见了他。还是没有说上话。他是来看她的吗?这是个谜(他在两人交往起初留了很多个谜,她至今尚未解破)。她一直期待着,但他忽然销声匿迹了。她觉得不能再这样傻傻地等下去,于是她耍了个小小的手腕。她不知这种勇气是谁给的,反正她与他因此就走到了同一个小圈子里。接下去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就像被谁悄悄拨了一下的两颗玻璃小珠,他与她滚着滚着,不经意间就滚出了那个小圈子。她与他成了城市的夜游神。黑夜是一座取之不竭的矿藏。他们在外面逗留的时间越来越长。常常是这样,他送她回来,她又送他回去,来来回回,当然最后还是他再送她回家。她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接触过一个男人,除了跳舞,甚至她的手都没被男人握过。她一直以为爱是心灵之事,与肉体无关。对爱情,她有自己近乎完美的计划,比如她的初吻应该留到一个适当的时候(比如他的生日那天),她的身体应该完好无损地保留到新婚之夜再郑重其事地交给他,等等。但是,她发现自己错了。事实上,灵与肉是分不开的,如同一枚硬币的正面与反面。爱也根本没有什么计划可言。回头想想,她觉得自己简直保守得像个修女,但爱会在前面指引,让你一点点地把身体交出来。交给谁?就是他!不对,与其说交给他,还不如说交给自己。他是谁,他是另一个自己,是自己的另一半,灵魂的另一半,也是肉体的另一半。她走进了他的单身宿舍。那里有很多很多的书,当然还有一张床。房间是夜晚隐秘的核。“我今晚不回去了!”她说。那天晚上她再送他回来后走进了他的宿舍。长时间的拥抱亲吻后,他抱着她在床沿上坐下。她跟他说,她不回去了。她站起来,自己脱掉了连衣裙,解除了纹胸。她没敢脱光,她保留了那条内裤。他也一样。一半与对等的另一半。他们到了床上,隔着一条内裤,不,应该是两条,她更加强烈地感觉到了他鲁莽的渴意和笨拙的冲动。因为渴望,所以她脱掉了多余的;因为害怕,所以她保留了她认为该保留的。现在我们是快乐的,又是安全的——她当时想。很多次,她觉得他都已经进入了,但是最终没有。那晚她真的留下了。就这样,两个人,醒着,肌肤相亲,相互感受对方的渴意,一直到天亮。他轻而易举就能把她的内裤除掉,他完全可以这样做,他也应该这样做。但是他没有。因为他是她的另一半,她所想的就是他所想的。她确信他不会这样做,所以她才敢留下。在他们的交往过程中,这种状态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难以置信,但又理所当然。直到有一天,她跟他说:够了,脱掉它!于是,他第一次进入了她的身体。她觉得她的骨头被搿开了。她从来没有这样痛过。她几乎要断定他是错了。但他却是那样的肯定,那样的义无反顾。她流了很多很多的血,她又一次想到了死。他也跟着犹豫了,迟疑了。但她并没有因此恐惧。她及时抚慰他,鼓励他。于是他走得更为决绝。终于,她也在痛中感觉到了快乐。她第一次发现死亡并不可怕。你所以孤独恐惧,是因为你只是你的一半,而现在你已经找到了另一半,并与他灵肉相融。你完整无缺了,所以不再孤独,也不再恐惧死亡。就这样,她在第一次爱中走出了死亡的阴影。之后,她与他便完全沉陷于甜蜜而又疯癫的热恋之中。原来生活还可以是这样的,她因此对生命有了感恩。她开始经常在他的单身宿舍中过夜,彻夜长谈,一次又一次地做爱,然后第二天再肿着眼皮各自去上班。如果晚上去不了,她会在清晨敲他的门,像一个不速之客闯入他的晨梦。甚至中午休息的时候,她也会跑过去补一补爱情的课。她觉得一分钟都不该耽搁。她只想把自己整个地泡在蜜罐子里。他们很少走出房间,其他恋人热衷的那些事情,比如跳舞、卡拉OK、看电影、泡咖啡馆,他们都不感兴趣。他们只想在一起,两个人,我和你,像两条相濡以沫的鱼。幸福的空间并不要太大,一个小房间,一张床,只要能放下两个人,两颗心,就足够了。她觉得那个空间是越小越好,因为空间越小,创造的余地就越大,幸福的浓度也就越高。她甚至想像有一个密封的瓶子,只容得下两颗心,连多余的空气也没有,然后让她与他在窒息中爱,在爱中死去。谁说活着是一种义务?活着当然是一种权利,每个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她终于有了个可以小心编织的梦。她开始重新安排那一份薪水,慢慢地他们有了属于自己的积蓄,就凭着这点小小的积蓄,她居然滋生了买套新房的野心。在他们支付出第一笔房款时,那个楼盘还只是一片白地。他们几乎每天下班后都要跑去看一看。他们看着自己的家,像童话世界中的丑小鸭一样,在一张设计图纸中一点点地成形、长大、蜕变。有一天他们真的就拿到了一串钥匙。

她觉得有点累。闭上眼睛打个盹多好,但是不能。旁边没有人给她看着液瓶。房间有七张床,除了她每张床边都围着人,但他们只盯着属于自己的那只液瓶。她把视线从液瓶上移开,就看见了房顶上的那个窟窿。粉刷得光滑平整的白色房顶,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掉了很大一块厚厚的石膏粉。底层的水泥板裸露出来,血淋淋的,就像一块被切割了皮肤的不规则的肌肉。石膏粉本来紧贴着水泥板,如同皮肤咬着肌肉。但是有一天上面出现了一道裂痕,一道不易察觉的裂痕。裂痕会一天天地扩张,如同婚姻。她想。

装修。结婚。孩子。幸福生活万年长。他们也有争吵,像其他夫妻一样,为一些很琐碎的事情。但她对此不以为然。她觉得她与他的争吵就像是左手跟右手在赌气,因为彼此都太了解对方,知道对方当时在想些什么。所以不肯妥协,仅仅只是为了证明,谁比谁更爱对方。只要一方放下架子,马上就能和好如初。但是,有一次争吵之后,他说:爱到最后,就只剩下了亲情。她觉得诧异。她跟他生活了这么多年,一直以为他是自己的另一半,她从来都认为,她所想的就是他所想的。但是,不是。事实的真相是,她并不了解他。他看上去很陌生,随着婚姻的延续变得越来越陌生。她于是发现,她与他一直以来都是不对等的。对她来说,他就是一切。除了工作,她把整个的心思都放到了他身上。但对他来说,她只是其中之一。她每时每刻都想跟他在一起,只要可能。而他只是需要时才跟她在一起。她觉得爱就是爱,爱是唯一的。但他却说爱是亲情。如果爱是亲情,那么有亲情就够了,为什么还要有爱?这之后,他出了一个月的差,天南地北。自相识以来,他们还从没这样长久地分离过。她变得失魂落魄,度日如年。因为不方便打电话,她就给他发短信,一天发好几个,说一些平时倒不会说的缠绵话。他总是回得简单。有一次她收到了一个长的:“你怎么了?我刚出来你就这样,那接下去怎么办?我真替你担心!”她觉得很委屈,难道我真心爱你也有错吗?接下去几天她就狠了心没给他电话和短信,她等着他。但他却没来一个电话。她憋不住给他打了一个,发现他果然是夜夜笙歌、乐不思蜀。她觉得他们之间出了问题。她约他在网上聊了一次。那天他们一直聊到凌晨两点多,他说了很多很多。他说,真正的爱是有包容性的,需要空间。他说,爱也是一种气度,太绝对、太狭隘的爱会让人窒息,让人害怕。他说,如果你只考虑自己,以自己的标准要求对方,那是自私。他说,我害怕的不是你的爱,我害怕的是不可知的命运。他说,两个人爱得再刻骨铭心,也还是两个人,而你的问题是,觉得两个人就是一个人。她发觉这些话哽在他的心底已经很久了,他一直没有找到倾诉的机会。现在,借着该死的网络,他终于说了出来。但她想听的不是这些话,她也听不懂这些话,她觉得他真的成了个陌生人,他就像一只叛逃的船正在越漂越远,而她只能眼睁睁地站在岸上。挂线后,她怔怔在坐在电脑前,又给他打了电话,她在电话里嚎啕大哭。

那条鱼终于露出水面。她坐起来,按了下换液的铃。护士匆匆过来了。她接了个电话,是单位打来的。等她接好电话,液瓶也换了。房间里有人送来午饭,大盒小盒,热气腾腾。她于是也感觉到了饿。她从包里拿出面包和牛奶。很难下咽,但她强迫自己一口口地咬,一口口地咽。他在干嘛?他有他的饭局。杯子碰过来又碰过去。荤段子抛过去又抛过来。早上一道出来时,她跟他提过一句,上午有时间也许会来医院看看。他一直没来电话,她也就没打过去。面包和牛奶是她在上液之前临时买的。她给家里打过电话,他果然也没回家吃饭。“他不知道我在打吊滴。”“但他应该来一个电话。”而事实是他一直没有。也许他是对的:两个人就是两个人,再怎么,也不可能是一个人。谁都靠不住,任何事都得自己安排好,小到一只面包一瓶牛奶。我能把握的只有我对别人如何,而别人对我怎么样,是否对等,我是把握不了的。所以我必须自己爱自己,自己关心自己。没人在乎我现在饿不饿,我饿不饿只有我的胃知道。她就这样想着,一口一口地啃完了面包,一口一口地喝完了牛奶。她觉得很困很困。我不能睡着。但眼睛已经闭上了。好吧,就睡一会儿。不行的。说好了,就一会儿。

她醒过来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却意外地看见他坐在床边。

他专心孜孜地看着她。带着一贯的表情:心无杂念,波澜不惊,又让人觉得没心没肝。一切如在梦中。他没追问为什么她不打电话给他,他也没解释他是怎么找到这儿的。他只是安静地看着她,一句话都没说。她也看着他,她决定好好的看他一次。他看上去是那么的坦然,那么的无辜。他的表情不像是刚刚进来的样子,他分明一开始就守在床边,从头至尾没离开过半步。让她生气的表情,却是她最最熟悉的表情。她又一次听见了那个声音:“对,就是他!”那么他是谁?当他活活生地站在她面前时,他不再是网络那头的陌生人,他又变成了她的他。是的,她爱的就是这张无辜的脸,她爱的就是这个没心没肝的人。

“我可能会死的。”她说。她忽然想哭。语气却不那么肯定了。

“谁都会死的!”没心没肝的人说。他一点都没把她的病当回事。

“如果我死了,女儿怎么办?”她强忍着,鼻翼一闪一闪的。

“那你写个遗嘱吧!”他是那么的有底气,连一丝担心都没有。

“我死了,你马上会有新欢的。”她的下巴一颤一颤的。她强忍着,没敢眨一下眼睛。

“你要真死了,我转个身就去找!”他说,又加了一句:“所以你还是别死!”

她的下巴颤得更厉害了,到底还是没忍住。眼泪很不争气地从眼眶里溢出来,痒痒地,像蜗牛一样一寸一寸贴着脸颊向下爬。

“你怎么了?当真啊?”他伸出手小心地拭她的眼泪。

“你不会死的。”他说,神态还是那么的从容优雅。

是的,我怎么会死了?我怎么可以死呢。那个小心编织的梦才刚刚开始。“铅华洗尽,我的一生为你准备。”这是他的诗句。“你对我没信心,就是对自己没信心。”这话也是他说的。他所想的,也就是我所想的。我不可能死,因为我的爱是那么的确凿无疑。而我的爱就是他的爱。她于是发觉,她的眼泪一直都在憋着,等着。等着他来确认一下,等着他来说一句——你不会死的。一天长于一年,一天长于一个世纪。而现在他已经来了,他终于说了。她再也不用自己跟自己较劲了,她终于可以放任眼泪肆意流淌。

泪眼迷朦中,她又一次看见了悬在头顶的那只吊滴瓶。灾难似乎早已过去,在子宫一样的液瓶里,天堂风平浪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