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见到王搏,是2008年12月14日。他去北大口腔医院看牙,蹉跎半日,发现在大城市里看病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放弃。我就来到口腔医院附近,与他吃顿午饭。这天阳光晴和,王搏说,瞧这天气,影展刚结束,天也暖和了,那几天真是冷得厉害。
    因为牙不好,消化不良,王搏的胃有了毛病。今年在上海的影展,他就犯了病。他反复跟我聊到《新民晚报》和《解放日报》的两个朋友。他们打电话给他,一是想见他,二是想采访他。他回说,采访不可能,要见我,就得在医院了。这两个朋友陪他去医院打了两瓶吊针,本来应该多治疗几天,但北京的影展日期已定,他一定要赶火车。这两个朋友又找到车站武警的关系,把他笨重的影展用品托运到北京。
    他介绍了一下这次巡回影展的情况,让我一定代向《读库》读者致意。在广州的展览因为事先沟通不畅,局面非常冷清,几天下来,只签了十四份助教协议,其中十三个是《读库》的读者。他对我说,读者都很信任你,尊重你。我说,不是信任我,是信任你,是尊重那点儿小小的道理。
    2007年在广州和深圳的影展,帮忙联系场地的朋友给我打电话,说王搏太死心眼了,他跟人家打交道时,要稍微灵活一些,其实许多难题都可以得到解决。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又说,不过他要不这么死心眼,这件事情也就做不了这么多年了,唉,就让他这么着吧。
    上篇关于王搏的文章在博客里贴出后,十年砍柴给我打电话,把他在《读库》的稿费捐给王搏。我说,王搏肯定不要。他说,我知道,西北人的驴脾气,我太知道了。
    和王搏边吃边聊。他突然对我说,可能这是我最后一次办影展了,我以后也不再去拍照片了。
    我看着他。
    我感觉到身体越来越吃力。像讨饭一样做展览,签协议,我的性格也受不了。去各地拍照被别人赶来赶去,我受不了。
    呆了片刻,我说,我理解您。
    他说,我不想再做下去。
    王搏已经四十五岁了。我想。
    最近一次在偏远地区被遣返时,他的电脑、照相机、银行卡全部被扣。他和对方吵着吵着,心脏开始疼,他倒在沙发上,昏了过去。
    他醒过来,要求他们陪他去医院。他们没有答应,却把东西还给了他,并警告,你要出什么事儿,国家可不保护你这样的人。
    他说,我不想让人保护我,只希望你们不要伤害我。
    西北人的口才,有时候还是很厉害的。王搏曾经对我说过地震后他去灾区,被警察遣返。当时天降大雨,他问警察,你说我怎么走。警察便让他回了本来住的县招待所。第二天,他找到县长,说,这些志愿者能够在这种情况下来到灾区,你的第一反应,不应该是怀疑,而应该是尊重人家。
    他继续对我说,我最难受的是,十几个人挨个进房间问我,问的却是同一句话,你为什么来这里?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他对我说,以前我要是不做这些事情,感觉自己就活不下去,现在我做这些事情,感觉同样活不下去。所以。
    我说,我理解您。
    他草草吃了些饭,把桌上的东西腾开,打开电脑,让我看这次影展的照片。我坐到他旁边,看一张张照片被打开,知道自己吃了一半的饭不可能再完成了。我央求王搏,让我把这些照片印在《读库0900》上——为了保护被拍照的孩子,他一直不允许在网上传播这些照片。
    如果没有王搏来记录,我们会想起,有这样一些人,过着这样的生活吗?
    从饭馆出来,和王搏告别,我的心情逐渐缓和下来。是啊,乐观一点儿想,有王搏这两个多月的奔波,至少有三百多个孩子得到了救助。
    他是该歇歇了,希望他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把身体养好。
    希望他能够找些事情做,挣钱,挣很多很多钱,让自己的日子好过些。
    希望他在政法学院上学的孩子能够完成学业,找到好的工作。
    希望孩子走上工作岗位时,世道能更好些,父亲少受些憋屈。
    我们的日子,有盼头啊。
    下午把手头的事儿忙完,我带上U盘,去找王搏,拷那些照片。
    王搏住在北大爱心社的社办。社办,好宏大的名字,其实是撤了三张床保留了一张床的学生宿舍,水房很冷,暖气很热。爱心社的同学把这间办公室留给王搏住。
    您赶快回家,好好休息,好好过年。我说。
    年有什么好过的。他说,走亲访友,吃饭喝酒,我不喜欢。然后,他向我问起谢英俊老师的灾区建屋,问起周云蓬的盲童音乐计划,问起他募集的五千件衣服如何送到灾区。
    我看着他,不知说什么好。
    他似乎忘了中午跟我说的话,跟我要了谢英俊老师的电话,说,我要去找他,那里我熟,能帮上忙。
    我想起前两天跟朋友玩文字游戏说的两句话:有的人,说说也就说说,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有的人,说说也就说说,该怎么做,永远也不去做。我忍不住笑了。他中午说的话,我暗暗替他颠倒了个儿:我继续做这些事情,感觉自己就活不下去,我要是不做这些事情,感觉同样活不下去。
    从社办出来,听到水房里龙头滴答的水声,恩哼,仿佛滴在我的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