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发明家、外交家富兰克林讽刺“罗马教会是一贯正确的,而英国教会是永远不会错”。以此反观美国的开国之父们,亦非无可指摘。

“以身许国”的华盛顿,在针对英国的“预防性媾和”政策激起民意反弹时,选择了急流勇退,成就了总统两届到头的不成文惯例。但他早年错误伏击了一支法国外交使团,有生之年对奴隶制的默认,乃至在总统府蓄奴,都不难让人抓到把柄。

亚当斯的短短一届总统任期避免了对法开战,但他碍于国会中联邦党人的情面,批准了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提案中的两项,其中的《处置叛乱法》允许起诉任何对政府领导人发表“错误的和诽谤性”言论的人。这在当时就被副总统杰斐逊以匿名的方式公开批评。

杰斐逊是亲法派,在法国大革命转为血腥杀戮阶段后他致函友人说,“与其让(法国革命)这一事业夭折,我宁愿看到半个世界被毁灭”。他的首个总统任期陷入与最高法院无果的缠斗中,而他在第二任期内以中断贸易向羞辱美舰的英国施压(暗合了拿破仑对英“大陆封锁”政策),也被证明枉费心机。

杰斐逊的密友和继任者麦迪逊在首个任期将结束时,趁拿破仑进军俄罗斯,草率开启了对英国和加拿大的战争,导致白宫被英军烧毁。最后还是门罗总统以与英国在美洲“排他性共处”的方式,让英美关系步入良性循环。

从华盛顿到麦迪逊4任总统,无疑都是伟大的“建国者”——华盛顿打赢了独立战争,亚当斯是大陆会议的灵魂人物,杰斐逊撰写了《独立宣言》,麦迪逊起草了联邦宪法和《权利法案》——但令拥趸们失望的是,后3人的总统任期都不那么光彩照人,尤其对麦迪逊而言,在白宫的8年遗憾甚多。

华盛顿的总统生涯波澜不惊,但如果他继续第三个任期,有可能像亚当斯所说的那样,被血气方刚的前侍从官汉密尔顿“支配”着投入一场与法国的战争,从而使美国无法以和平手段从拿破仑手里廉价购得对美国西扩意义深远的路易斯安娜地区。当然,历史无法简单假设,毕竟华盛顿在卸任的第三年就去世了。

杰斐逊及其后继者们,创造了一党连赢10届总统选举的辉煌,但也正如华盛顿生前所担心的,杰斐逊所憧憬的一个由小土地所有者的选票维持的农业共和国,不可避免地要依赖于奴隶制——奴隶制已经内嵌在这种农业经济模式中。

废除奴隶制,最终要待一个新兴政党的代表来完成。林肯,华盛顿之后又一克制力与进取心完美结合的标杆、4年内战的最后赢家,罕有人知他在《解放奴隶宣言》发布前后,曾将“迁移自由黑人到中美洲”奉为上策,只是计划实施不顺,才保全了这位“奴隶解放者”的英名。

“从伟大崇高到荒谬可笑,其间只相差一步。”被时代局限性驱策的伟人,有时能突破分权制度的屏障,借助昔日威望集合群力铸成大错,这就需要定期自由竞选制和任期限制来防止囿于偏私者一条道走到黑;或干脆说,必须防范克伦威尔、拿破仑那样的善恶参半者完成走向独裁的惊险一跃。

今天萨达姆、卡扎菲、波尔布特等独夫早已恶名远播,但埃尔多安、普京、安倍晋三等克里斯玛型领导人仍享受着好时光。土耳其近期的民变已经向他们捎去了警告:无论历史功勋多卓著,都不要动口含天宪、予取予求的念头。

伟人不世出,一贯正确、永远正确更只是传说。网络时代,谁还会迷信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