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04月02日09:27  南方人物周刊

 

  牛汉简介

  1923年生。原名史成汉,又名牛汀,山西省定襄县人,蒙古族。1940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写诗,近20年同时写散文。曾任《新文学史料》主编、《中国》执行副主编。

  本刊记者李宗陶 实习记者王媛 发自北京

  86岁的牛汉脸上,刻满岁月的刀痕。与他同时代的人,谁脸上不是如此?

  几十年沉沉光阴将他的身高压缩了5公分。即便如此,他站起来还有1米86。

  牛汉的祖先是铁木真的嫡系,叫忙兀特儿。兀特儿是姓氏,忙是部落名,这支部落早年在今天察哈尔、张家口一带。元朝亡后,忙兀特儿迁徙山西,改姓史。他的祖先骁勇善战,常能虏获异族美貌女子。讲到这一点,牛汉笑呵呵的。

  他的脾气,用祖母的话说,像家乡的滹沱河。滹沱河平时不像河,除去沙土,尽是石块——潘光旦当年质疑“潮流” 时用一条河作比喻,河里有落叶、有鱼卵、有石块,河水断流之际,河床中惟一留下的,是它们。家乡的人们不敢走近滹沱河,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发大水了。发大水时,全村人都不敢出气,连狗都不敢叫了。

  父亲史步蟾早年怀有革命热情,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家乡,虔诚地种地。他嘱咐儿子:“还是好好念书吧。”牛汉对美的寻求,也是在父亲的启发下开始的。父亲的笙、箫、笛,以及那些古老的元曲谱本,让他敏感于美妙的声音。父亲在油灯下朗读诗歌的样子,他满满两架子的书,让徐志摩、郭沫若、朱自清、周作人、鲁迅,以及《新青年》、《语丝》、《译文》等等,陆续走进他的视野。

  抗战流亡,牛汉跟父亲到了甘肃天水。在那里,他学画,他晚年画的诗人穆旦、聂鲁达、普希金、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真是有趣。他接触了更多诗歌,两本口袋诗集——田间的《呈在大风沙里奔走的岗位们》和胡风的《野花与箭》,是他随身必带的。“我喜欢田间的激情,像一把火。胡风的诗很有湖畔诗的味道,没有口号,写得宁静、凄切,有大革命前后青年的愤懑悲伤,但当时我还不十分理解。”

  牛汉的三舅牛佩琮毕业于清华大学,曾任《清华周刊》主编,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牛汉崇拜三舅。他的逻辑是:三舅那么好,他是共产党,我就跟定了共产党。他在三人小组里入了党,但负责人回了延安,“没有人管我们了”。

  第一次考验很快来到。高中毕业时,校长宣布文理两个班七八十人必须集体参加国民党,否则不发毕业证书。“我不干,宁可不要这个毕业证书。那时候进(共产)党比较困难,我通过特别困难。所以心里是很纯洁、很坚定不移的,怎么能够背叛自己的理想,背叛对党的誓言呢?那我还是个人吗?”他和同学郗潭封逃跑了。一年后,牛汉考上西北大学外语系,向教育厅要回了高中毕业证书。

  心向圣地延安,盼望抛头颅洒热血去抗日。愿望暂时不能实现,牛汉只好抛头颅洒热血一般地去写诗。天天写,白天写到晚上,晚上写到黎明。1946年7月,他跟党组织接上头,重新宣誓入党。那一段生活,动荡、绚丽、澎湃、神秘。

  1948年,牛汉把长诗《采色的生活》(采色即彩色)通过朋友寄给胡风,从此开始通信。胡风的回信有20封,现存16封。

  1955年5月初,最高领导人在审阅舒芜交出并整理的胡风信件后,指示有关部门成立“胡风反党集团”专案小组。根据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的复查报告披露:这场清查斗争共触及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 62人,停职反省73人;1956年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骨干分子23人。1955年5月1 4日,牛汉第一个被捕。两天后胡风被捕。因为牛汉的性格和曾流露与胡风等人不同的观点,“上面”想从他这里打开缺口,让他好好揭发。

  被拘留一周后,牛汉收拾好行李,对看守说:“一个星期了,我要依法离开这里,再见!”一番搏斗之后,上级出马,牛汉返回囚室。

  经过两年的隔离审查,1957年5月牛汉被通知“可以回家了”。派出所每周来人,听取汇报。1958年2月,他被正式开除党籍,回原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降级使用,仍当编辑。

  “这人没法改造了,上面肯定这么看。我就这个脾气。我就当编辑,编好书写好字就行了,比当皇帝都强,呵呵。” 牛汉说,亏得人文社领导王任叔(巴人)多有相帮。

  1965年冬,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牛汉见到了10年未见的胡风。发言时,他照着稿子念,念着念着激动起来。 “我说胡风问题不是反党反革命,是文艺思想问题。‘停止发言,下去!’把我赶下去了。别人讲牛汉你真是头脑简单,那种场合你怎么能替胡风辩护呢?我不是感情冲动,人活着就应该是这样的。不同看法嘛,正常的嘛。”

  他后来的日子,被切割为两年的劳动改造,半年的“四清”工作队,5年半的五七干校……在咸宁干校,他迎来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高峰,并养了一只狗叫小白。“我跟它那种同属生物的情谊,真可以说是胜过了人。”回头一看,寓言一样。

  1979年9月,牛汉获平反并恢复党籍。他说,25年里,他始终没认过错,也没出卖过任何人。胡风去世前说, “牛汉是个可依赖的人。”别人则叫他“倔强的诗人”、“一个被诗神看中的诚实的孩子”。

  1980年春,他在北京又见到胡风,“他真正衰老了,很深沉。别人跟他讲这讲那,他只说几个字,但词意准确而有分量。”

  现在,牛汉住在让前来拜会的台湾诗人痖弦略微吃惊的简朴公寓里,跟阳台上那些小小的绿色植物“相依为命”。偶尔出门,舍不得打车,坐公交和地铁。他的诗作,跟余光中、洛夫的诗歌一道,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悄悄取代了贺敬之的《回延安》、《三门峡-梳妆台》,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纱帐》,以及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

  这个唇齿间已有些漏风的老人慢慢地讲啊讲,讲出“受组织信任者”这样的概念,给出“中国的大人物都比较复杂” 这样的判断……

   “胡风分子”后来各走各的路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胡风的30万言上书?

  牛汉:我没参与。但我一直不同意“文艺为政治服务”,这是否定人性的。应该像鲁迅他们说的,为人民、为人类和人类的精神服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这个提法,42年从《新华日报》第一次看到,我就不同意。50年我做成仿吾的秘书,跟他谈这个问题,他完全同意我的观点。他是创造社的骨干、长征干部啊,当时就不赞成。所以后来政治上,怎么说呢,一直压着他,抬不起头。

  胡风53年回了北京,没有正式安排工作,没有安身立命。我想他有过巨大的苦恼,在我心里他有一种思考人生和文学的本能,不管处在什么条件下。他肯定是经过思考,才写30万言书向上反映的。

  人物周刊:他们把您归入“七月派”。

  牛汉:“七月派”里也很复杂,人好多,我不是最早的。《七月》37年从上海移到武汉,到重庆改成月刊。我和胡风是解放后(1950年)才见面的,我只是他的追随者,觉得《七月》这个刊物办得好,包括后来的《希望》,都不错。几个作者:路翎、曾卓,人都很好;阿垅是特别好,虽然有偏激的一面,但他正直率真、决不背叛,真的是个人!他跟胡风关系其实不是那么紧密,也不是绝对地认可胡风所有的观点,他跟胡风辩论我看见过。(上述3人都是“胡风分子”,其中阿垅1 967年因骨髓炎在天津的监狱里去世。)

  所谓的“胡风集团”也比较复杂,后来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有的人当官了,就不敢讲真话了,这种人见了面我根本不理他,手都不握——这是我的脾气,毫不含糊。这种人还写什么诗!王元化后来跟我说,人的变化真是令人吃惊、不可想象,当初是那样诚恳而且有个性的人,唉……有的政治上“进步”了,就“超越”别人了。

  人物周刊:给您平反时这个国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了。

  牛汉:但是对我们好像还是有点隔离的意思,后来慢慢地、一点一点在改。第一批就4个人:我、曾卓、王元化、刘雪苇。后来胡风去世(1985年6月8日)以后,遗体在医院里冷冻了七八个月,为什么?就因为大家不认同上面的批示,对他的历史问题没有彻底平反,怎能让逝者归安?就是“胡风集团”也受影响。后来也慢慢改了。现在说起来很简单,一句话就过去了,实际上我们当时真叫痛苦。

假如鲁迅活着

  人物周刊:近年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左翼文人、包括鲁迅多有微词,好像有意重新评估左翼文学作品的价值和历史意义,您觉得有没有道理?

  牛汉:有道理。毛泽东在《讲话》中树鲁迅为旗手,意在团结知识分子和文艺界的人。为什么是鲁迅呢?他有个性。“人性”、“个性解放”、“人道主义”鲁迅都提过,《讲话》全部否定了。但初期总需要一个众望所归的人来“统一”,想来想去只能是鲁迅。

  解放后看出来了。1949或1950年,周作人写信问《人民日报》文艺部:如果鲁迅活着,党会如何看待他?我看到过这封信,收信人是编辑李离。当时郭沫若是国务院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信转请他答复。郭沫若的回答是:鲁迅和大家一样,首先要改造思想,再根据改造的情况分配适当工作。以鲁迅的脾气是不会接受改造的,对不对?鲁迅身边亲近的朋友全被打成异己、“反党分子”、“右派”,一个没剩,是不是?把鲁迅作为一个旗手、一个神坛上的人物看待,是政治的需要。

  人物周刊:王元化先生晚年对“五四”、对鲁迅也有过一些反思。

  牛汉:王元化看问题要比我更清楚一点,他思考问题很周到很冷静很细致。80年代初他到我这儿来过,我也去过他家里。我们谈过鲁迅。我们当时准备出个刊物,就是《新启蒙》,王元化领头。光这个名字就肯定不许的:你们要重新启蒙、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周扬的眼泪

  人物周刊:说到胡风、王元化,不能不提周扬。贾植芳先生说,“胡风要是做了周扬,比周扬还要周扬。”

  牛汉:周扬这个人啊,文艺界的人对他不信任。晚年周扬有变化,王元化先生写过文章的,我也当面见过。好像81年吧,政协礼堂,开春节团拜会,我去参加了,周扬坐着,旁边有徐迟、张光年这些人。他握着我的手说:“牛汉啊,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们这些‘胡风分子’,对不起你们家里的人。由于我的错,55年让你们遭受了很大的苦难,我向你们全家人道歉……”边说边流泪。唉!我就说:我也老了,快60了,请保重身体呵!

  人物周刊:周扬为什么掉眼泪呢?

  牛汉:我回去跟严文井说。严文井说,哎呀,他在延安开会的时候就是这样,会表演。当时跟你痛哭流涕,很诚恳,第二天照样毫不含糊批斗你,不要相信他。后来艾青打电话来也说不要相信他。但我作为一个晚辈、《新文学史料》主编,因为工作关系需要走近他。你回顾一下他一生的经历:一个有影响的左翼老作家,从延安时期开始,特别是《讲话》确立文艺思想以后,他是文艺界的主要领导,建国以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实际上是全国文学艺术界的大前台。

  89年夏天周扬去世,他的儿子叫周艾若,鲁迅文学院教务长,特地来我家,希望我去。我去不是代表个人,是代表《史料》去的。我催请他写回忆文章,他答应下来。一次电话里告诉我他摔了一跤,讲话也变得很慢。他说他记得一些事,但夏衍比他更清楚,以后再说。当时夏衍不在北京,到日本去访问了。后来严文井看到追悼会的报道,就说:“牛汉啊,你怎么去参加周扬的追悼会呢?”

  人物周刊:文汇出版社不是出过一本《晚年周扬》吗?

  牛汉:好像看过。我这个人脾气比较倔,但处理问题还注意边界,不能因自己的情绪影响了工作。我也不知道延安“表演”那段,就看他还挺诚恳的。人都是会变化的,即使周扬那样的人,他也会变化的。当时我就是这个观点。王元化也跟我说过,“周扬是有一点变化哦。”至于别人,艾青啊,严文井啊,跟他有误解,批判太多。

  为什么我问题老出在右边

  人物周刊:您最初写诗时受过艾青影响?

  牛汉:38年就认识他啦。那时在西安民众教育馆漫画班,我是学生,他是“蒋先生”。后来在华北大学见到他,当时他是副院长。

  我一直喜欢他和田间的诗。他早期的诗论对我很有帮助。他天天鼓动我,我写了几首赞美大自然的小诗,挺得意,请他看,他却说:“不要再让别人看了。”他是善意的。艾青去延安后没写出好诗来,我当面跟他说的,他点头承认,光叹气。

  我回北京以后,跟他经常来往。印象最深是57年被划进“胡风集团”以后,有一天开批判大会,突然听到有人高声叫我名字,是艾青,离我就一丈多远,很大声问:“你的事情完了吗?”我说,“没有完,算告一段落。”想不到他站起来,眼睛睁得很大很亮,不是对着我,对着文联礼堂坐满的人,大声说:“你的问题告一段落,我的问题开始了!”然后像朗诵诗歌一样用拖腔说:“时—间—开—始—了!”这是胡风一首诗的题目。他简直就像一座青铜雕塑站在那里,那种神态和声音,今生今世我都不会忘记。毕竟是写过《向太阳》、《火把》、《芦笛》的诗人!

  人物周刊:后来他们一家人去了新疆吧?

  牛汉:是啊,76年他回来我见到了。有天下班在西单买熟肉,看见一个排在前面的老人,身上是又脏又旧的黄棉军装,戴顶战士冬帽。我看看像他,走近了叫“艾青,艾青”,他认出我,大叫一声:“你还活着!”快20年没见了。他告诉我他右眼快瞎了,回北京是来治眼睛的。我后来在西城找到他家,一家人挤在10平米的一间破平房里。后来他跟我谈到失明的右眼,自嘲:“为什么我这一辈子问题老出在右边?”也有感伤:“人活在世上只靠左眼可不行!老摔跟头。”艾青……唉,也很复杂。

  人物周刊:您提到好些人,都用了“复杂”这两个字。

  牛汉:对对对,大人物都如此。每个人都不简单,不复杂就没法生活。何其芳、成仿吾、丁玲……都是。人与人之间,针锋相对时都会展现某一面。随着时间流逝,又都在变化。

  人物周刊:您的那本口述,等于梳理了一遍中国新文学史上那么多人的名字。

  牛汉:我对许多人的诗有偏爱,像阿垅、曾卓、路翎、戴望舒、冯至……太多了。我觉得文学史上应该留下他们的名字。

  人物周刊:北岛最近出了本新书《青灯》。

  牛汉:他老打电话来。我跟他关系不一般。他和我儿子是同学,北京四中,他高一,我儿子初三。76年,他每次来,俺跟俺老伴儿都招待他吃饭。

  人物周刊:那时候他在做什么?

  牛汉:他修马路,后来不干了,生活困难。我不是执行副总编么,就给他搞了个特约编辑,给他每个月发120块钱,呵呵,又抽烟又喝酒的。出差嘛就带他去,到上海、青岛什么的,好吃好住。他是真正有才,当时《中国》发了好多朦胧派的诗,都是北岛拿来的。跟我谈他的诗,碾稿,几乎每个礼拜都来我家,呵呵。

  每个人都有写不尽的故事

  人物周刊:聂绀弩先生说过一句话:监狱是学习之地,而且里面卫生医疗之类都很方便。他好像出来以后还想回去?

  牛汉:他那么说就是了。他是关在山西,无期徒刑,“四人帮”垮台以后出来的。回来以后给他生活费很低,18块钱一个月,还不如在监狱里呆着舒服呢,胡思乱想,看书,写文章,都可以。他回来后谈过这个。晚年的时候外号叫散宜生。

  人物周刊:散宜生是西周的一个大臣哎。

  牛汉:对对,他就是在铁板一块的体制下,引出一个“散”字来,是个人意识、自由的觉悟,这真是太难得了。所以后来我出了本书叫《散生漫笔》,喜欢这两个字,连起来就是“散漫”。聂绀弩跟我特别亲近,什么事都找我谈——他闷,总要找个人解闷吧。我们不是自由主义,只是求得真正的自由……唉,我们这一生每个人都有非常非常惨痛的写不尽的故事。

  人物周刊:胡风先生说过,心有余力的话,他要论一论郭沫若、茅盾和田汉。

  牛汉:对,他在给我的信里面提过。他对茅盾有看法,对郭沫若更不要说了。

  人物周刊:那田汉呢?

  牛汉:就我的印象,他觉得田汉还可以。老前辈,人很好,跟我关系也不错,晚年没什么钱。

  人物周刊:重论茅盾是为什么?

  牛汉:茅盾就比较复杂了,说了大人物都复杂,不能绝对肯定地谈。他解放后当了第一任文化部长,但他又不是党员,没给他恢复党籍。1954年年底吧,开一个党内的会,我作为《人民文学》的党组织代表去了,冯雪峰也参加了,茅盾列席这个会。我看茅盾那么气愤,举了好多例子,在台上批了一个钟头。后来周扬马上就把他的文化部长撤掉了。

  这段茅盾回忆录没写。这说明他内心并不是没有痛苦的,他晓得实际上他没有权,周扬在操纵他,所以很气愤。

  就怕搞得不是人了

  人物周刊: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你们这几代人经历了漫长的、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其中一些人终于有了自己的思想?

  牛汉:是的。就我接触到的,像丁玲,晚年对历史,对政治,对那些观点、路线,她有她的看法了。巴金是比较善良、单纯的人,最后比较纯净,就算政治需要他当个主席,就当着吧。

  人物周刊:如果生命可以重来一遍,您还会走当年那条路吗?

  牛汉:唉,我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38年想去延安没去成,我父亲不让去;40年、42年也想去,路费都准备好了,父亲又把我拉住了。我父亲早年也参加地下党活动,对政治有一些清醒的看法,不是绝对服从的。他就怕我搞得不是人了,就害怕这个。唉,中国历史,任何人类历史,都不是单线的,都很复杂,都是慢慢地往前流。所以我有个座右铭:有容乃大,得大自在。你容纳,才能让心胸阔大,不那么狭隘;心胸开阔以后,你自在了。

  人物周刊:现在这个时代您跟得上吗?

  牛汉:中国是有变化的,比过去那个时代要好多了。但历史性的变化,不光是楼盖高了,衣服穿好了。

  人物周刊:这个时代好像没有诗人了,文学也凉了。

  牛汉:是,现在是这样,可怕哎。文学艺术,以前是无产阶级的、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没有人性哪有诗歌文学?现在这个也不正常。中国这部现代文学史啊,得重新写。对中国作家作真正全面的调查、遴选,重新评判、识别,哪些是真正的作品,哪些不是,这个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