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走廊里靠花园的地方看书,一个工科的学弟走过来跟我聊天。认识他是在上学期的哲学课上,不过那门课太傻,我后来退掉了。这个孩子一直很欣赏文科的人,就好像我欣赏工科的人(多纠结),所以关系还算不错。昨天他说想学一些基本的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我当时就无语了,我说你要怎么样的算基本呢?我们专业的人一年出来叫基本,本科毕业才算是颤颤巍巍可以自己读书,你要学到什么程度?这个又不是法语德语的,突击一年就可以出师了。

  后来我就问他为啥突发奇想要学古典语言。他说是一个在加拿大读书的朋友,minor选了拉丁语和罗马文化,最近写了篇博文说英语是没文化的语言,光懂英语不懂拉丁文的都是文盲;他不想成为“文盲”,于是就很想学学拉丁文。这下把我弄得是哭笑不得。这世上到底有多少人还抱着这种无聊的想法?

  我不知道古典学领域内还有多少老古董有这种无聊的看法,至少我的老师们还有系里的荣退教授们都不会这么说这么想的,反而时不时地自嘲一下,有些我们国内搞古文献的人自嘲为孔乙己的感觉。经常遇到说“不懂拉丁文只懂英文是文盲”的人恰恰就是那些根本不懂欧洲古典的人,抱着一种近乎狭隘的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心态想搞搞情调。说实话,挺恶心的。社会语言学会一遍一遍地告诉你,语言是没有高下之分的,所以估计这个学弟找铲子姐姐学拉丁文,一定会被她一铲子打死的。不过我今天不想谈这个,想知道语言学怎么做这个命题,请请教肉麻铲。

  丘吉尔学拉丁的故事被梁文道传引过(见《酷拉丁》一文),其中关于呼格作用的讽刺最有意思。像这样的文章,就是给人文学者提供另一种视角,让你反思一下自己做的东西在别人眼中是什么。我们不比自然科学,公众不懂科学家在干什么却也坚信这些东西是“有用的”;更不比社科,社科有自己的一套科学理论,拿出去的东西都是可以指导社会的。人文不一样,你做的东西就在人身上,下的功夫在文化上而文化又是人的造物,所以如果你做的东西大家都无所谓,你做的价值在哪里?当然,价值之一类似于“保存古董”,把这些久远的、无人关注的知识一代代传下去,每一代有那么两三个专家,或许有朝一日会“有用”——古人就是缺乏我们现在的这种保存的条件,才害得当代考古学家要狠命挖,我们不能再留给后人一大堆“硬”谜团了(留下软谜团让后世历史学家去interpret估计是避免不了的)。再者,人文的价值就在于教化,在于让人知道我们这些现代文明是怎么来的,这么一来你就必须在乎别人怎么想,然后你才知道什么是你关起门来研究的东西、发表到学术刊物上去的东西,什么才是你应该出来布道的东西、发表到大众刊物上的东西;然后你才知道自己的学科和别人的学科都是怎么贡献社会的,而不是拘泥在自己的一方天地,把其他领域统统看扁(耳畔又响起了刘大师的“蝈蝈岛”)。

  就说古典学的兴衰,我不是搞历史的,讲起来不那么专业,但是大致不会错。如果说从启蒙复兴那段时间算起,古典学最初是贵族们必修的东西,后来也就自然而然变成了从政的途径。英国17-19世纪一大堆首相都是这个专业出身的,牛津大学的古典学专业至今还叫Literae Humaniores,一般翻译成liberal education,但拉丁文的字面意思是more human learning,也见过有地方建议翻成Advanced Studies的(估计有些“高等人”的意思在里面,汗~),从名字里就昭示着高人一等的霸气。所以就连达尔文这样的生物学家,最初也是学古典学的,有点儿像是上流社会的必修课。可是后来不一样了,政客们开始学经济了学法律了,现在的美国总统个个都是JD出身。特别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最笃定的牛津大学也摒不住开了PPE专业,用这个“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三合一的专业彻底替代了古典学在训练政治家和公务员上的作用。薄熙来的公子瓜瓜现在在牛津读的就是这个专业,巴基斯坦前两年被刺杀的贝·布托和缅甸诺奖得主、现被软禁的昂山素姬在牛津都是修的PPE。

  这样一个古典学地位下降的过程其实是个好事儿,它把古典学请下神坛,还原为众多大学科目中的一个。虽然有人觉得这是矫枉过正,因为在很多不著名的大学里,古典学都是弱势群体,有濒临灭绝的感觉。其实这反而是好事儿,因为你看一群牛气冲天的大学,没有一家不设古典学的,哪怕是放在那里不要它出成绩,也要开设他。这样一下子就把牛校和衰校给区分开来了。从来最好的学校,都是那些愿意并有能力传承人类精神遗产的学校,在古典学盛极一时的时候,你是看不出来哪家是真心诚意地要开它,哪家是跟风硬开的。就好像现在国内的法学院和外语学院,什么乱七八糟大学都要开出来,上海话讲“开开白相相”,真是开来好玩的。只有等到它们的光环散尽的时候,你才能看到喧嚣之后的真相。就像今天,全世界说英语的古典学家还是像朝圣一样地往牛津跑。